隨著2019年初《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以下簡稱“《綱要》”）公布至今，粵港澳大灣區正逐漸顯現出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的風貌。

　　各類金融機構主體涌入大灣區，提供綜合金融服務方案。值得注意的是，粵港澳大灣區涉及不同地區的金融監管政策，金融科技企業在提供跨境支付、跨境理財等服務內容時，需面臨國際市場的競爭。

　　對于不同地區的金融監管政策不同對金融科技企業帶來的影響，中國銀行澳門分行高級策劃分析師丁孟認為，由于港澳的監管與國際市場接軌更多，通過不同的監管環境的要求，反而會對于金融科技可能產生的風險有很好的預防和分析作用，而且金融科技企業發展最終還是需要到國際市場的大環境中去競爭發展，因此不同的監管對于金融科技企業而言是有利而非不利。

　　深圳、香港金融科技發展不均衡

　　丁孟認為，尊重不同的監管的要求，做好自身的合規，適應不同地區對于金融科技本身的需求，產生符合當地需要的產品。在科技創新和資金融通方面發揮應有的正面作用，是金融科技企業在大灣區可以發展的重要前提。

　　在不同的監管環境下開展金融科技業務，企業或要申請不同的金融牌照。

　　中國香港的金融科技公司WELAB，在過去幾年間，在包括中國內地的多個市場布局金融業務，分別獲得中國香港的虛擬銀行牌照、中國內地的融資擔保和融資租賃牌照以及印度尼西亞的金融科技牌照，同時也在香港正式注冊集團中文名匯立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據了解，WELAB目前也在等待粵港澳大灣區對于跨境理財的相關政策落地。WELAB虛擬銀行董事局主席陳家強告訴《中國經營報(博客,微博)》記者：“我們期待政策能夠盡早落地實施，目前業務服務中國香港和內地，積累了不同地區的服務經驗，在港業務已經積累了一定的品牌效應，且獲批了虛擬銀行牌照，為銀行全業務牌照。未來大灣區政策推出后，希望可以通過科技打通兩地產品，參與到跨境理財服務中。”

　　粵港澳大灣區不僅面臨三地金融監管政策的不同，也面臨金融科技發展不均衡的局面，在三地的金融科技的比拼中，內地金融科技企業更有優勢。事實上，香港金融管理局至今共批出8張虛擬銀行牌照，其中有7家為內地頭部公司。

　　在香港金融市場中，金融科技發展較內地緩慢，絕大多數的金融科技公司成立不足三年。

　　根據香港金融管理局公布的信息顯示，2015年，香港金融科技公司86家，2016年為138家，2017年9月，香港金融管理局制定金融科技發展計劃，金融科技公司數量提速，截至2018年11月底，香港約有500多家金融科技企業。

　　此外，支付領域的發展也較為滯后，在2018年9月，香港金融局推出快捷支付系統“轉數快”，此時距離內地第三方支付發展已過去15年。

　　在2017年9月，香港金融管理局制定的金融科技發展計劃中，香港金融科技發展包括七大任務：引入虛擬銀行；推出“銀行易”；推出快速支付系統（FPS）；金融科技監管沙盒；促進開放應用程式界面（API開放）；加強跨境金融科技合作；提升科研及人才培訓。

　　發展“金融+”

　　粵港灣大灣區中，包括世界著名的制造業產業集群、全球著名金融中心等區域，未來通過金融科技賦能灣區傳統制造業升級，通過跨境金融服務推動未來灣區數字化轉型升級，以及通過新金融力量，為灣區居民提供金融服務便利等都有較大空間。

　　粵港澳大灣區對于金融發展的需求毋庸置疑。

　　中國銀協會首席經濟學家、香港交易所董事總經理、首席經濟學家巴曙松在近日公開表示，粵港澳大灣區的經濟發展梯度性非常強，不論從GDP還是產業構成來看，都是一個梯度性很強的構成，如果用“金融+”來描述的話，在大灣區可能都能找到這三種形態。比如港澳，服務業占比超過90%，金融發展基本上有點類似于紐約灣區的“金融+高端服務業”；再比如內地，深圳創新很活躍，深圳創新的動力來源可能就是“金融+科技創新”；佛山有比較強大的加工制造業，面臨的課題可能就是“金融+制造業”怎么促進制造業的轉型升級。

　　事實上，粵港澳大灣區由傳統經濟形態逐步走向服務經濟、創新經濟的轉型過程，服務業和研發的投入占比在穩步地上升，客觀上要求金融做出適應性的調整，要從原來服務于港口的航運金融、商業保險等服務臨港工業的單一業態，發展為包括風險投資、金融科技、金融商務、綠色金融在內的多元化業態。

　　在《綱要》中，對深圳的定位有一項是“支持深圳市建設保險創新發展試驗區，推進深港金融市場互聯互通和深澳特色金融合作，開展科技金融試點，加強金融科技載體建設。”未來發展科技金融是深圳在粵港澳大灣區的任務之一。

　　丁孟認為，科技創新和資金融通兩項都是《綱要》中重點強調的內容，金融科技的應用會在這兩者上起到很好的融合作用。此外，大灣區由三個不同的關稅區組成，在人員、信息、資源和產品的溝通和貿易上，也必然要滿足新的金融科技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