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盛松成  龍玉

　　新年伊始，隨著新冠肺炎病例不斷飆升，防控疫情成為頭等大事。疫情導致春節假期相應延長，也對我國宏觀經濟運行、企業經營和就業前景帶來了較大挑戰。此次疫情對經濟的沖擊究竟會成為一時現象（如2003年的“非典”疫情）還是將持續更久、影響更大，不僅取決于我國經濟所處的環境和發展階段，也取決于企業能否順利渡過目前的困境，并保持就業穩定。

　　最近一段時間來，許多民營中小企業原本就處于困難時期，疊加疫情的沖擊，我國經濟恢復所面臨的挑戰可能比當年“非典”的時候更嚴峻。2003年中國經濟處于剛加入WTO后的貿易井噴期，同時也迎來了投資主導發展模式和人口紅利的窗口期，經濟上行的動力十分強勁。而目前中國經濟處于弱企穩階段，內外環境都與當年大不相同，宏觀政策空間也比當年相對有限。

　　保障人民健康安全是第一要務，經濟和就業穩定同樣為民生所系。應對疫情也要高度關注經濟薄弱環節。我們建議：（1）高度重視此次疫情對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經營和就業的影響，避免“一刀切”式的過度干預而額外增加企業的負擔。（2）加大財政政策的逆周期調節力度，提高中央財政赤字率，加強中央對地方的轉移支付。（3）貨幣政策應有效舒緩本次疫情給企業帶來的流動性壓力，努力降低企業的經營成本。（4）堅持不以房地產作為刺激經濟的手段，但應在“房住不炒”的前提下穩定房地產投資和銷售。

　　只要各項政策和措施得當，就有望將疫情對經濟的沖擊控制在有限的范圍內。

　　一、企業經營和就業壓力較大

　　與“非典”時期相比，目前經濟恢復所面臨的挑戰可能更大。當時，我國加入WTO后的外需勢頭強勁，基礎設施投資需求旺盛，人口紅利處于高峰期，經濟上行的動能很強，而現在正是全球化受到挑戰的時期，國際環境已與當年大不相同。

　　這對企業來說意味著完全不同的生存環境。全球化紅利曾經有力地帶動了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成為了“世界工廠”，為中小企業，尤其是制造業企業，創造了大量發展機會。而如今隨著環境的變化，許多民營中小企業處于困難時期。2001年至2010年，我國進出口總額同比增速均值達到21.1%；2003年全年，我國對外貿易總額同比增長了37.1%。而2011年以來的九年里，進出口總額同比增速均值已回落至5.3%。

圖1： 我國加入WTO以來的貿易增長

　　此次疫情對就業的影響也不容小覷。回顧“非典”時期，客運、旅游、住宿餐飲等行業受到了很大沖擊，消費也受到影響。2003年第二季度，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僅增6.8%，較全年水平低了2.3個百分點。由于第三產業對就業的吸納能力較強，疫情對對就業的影響也較大。

　　而目前第三產業在我國經濟中的占比遠高于2003年“非典”時期。2019年，第三產業在我國GDP中的占比較2003年提高了12個百分點，成為在GDP中所占比重最高的部門。2003年，第三產業的增速遠不及第二產業，如今這一情形已經倒轉。

　　由于這次疫情爆發正值春節期間，1月下旬以來，我國采取的控制措施明顯強于當年“非典”時期。隨著各地防控不斷升級，春節假期相應延長，多個省份宣布企業不早于2月9日復工。延遲復工對許多中小企業的生存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壓力。每停工一天，就意味著企業要承擔包括房租、工資、各種費用攤銷等在內的多種經濟損失。中小企業的生存狀態可謂雪上加霜。我國民營企業貢獻了就業的80%。如果企業出現較大面積倒閉，就業形勢就會惡化，正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就業是最大的民生。人們有了生活來源，才有底氣消費。就業穩，市場才能穩，擴大消費、促進投資才有基礎，經濟的恢復才更為可期。

　　二、宏觀政策面臨一定約束

　　“非典”時期，政府、企業、居民杠桿率不像目前這么高，貨幣政策的空間更大。現在資本的邊際回報率日趨下降，通過大規模投資拉動經濟發展的時代也已經過去。從三大需求對我國GDP的貢獻率和拉動率看，2003年，資本形成總額貢獻了GDP增長的70%，拉動GDP增速7.0個百分點；而2019年資本形成總額對經濟增長僅貢獻了1.9個百分點。

　　當年“非典”時期，由房改帶來的房地產業爆發式增長剛剛開始，在“非典”結束不久的2003年8月房地產業被正式列為支柱產業。而現在則強調“房住不炒”，且疫后不大可能通過房地產業來拉動經濟。

　　2003年前兩季度，我國商品房銷售面積累計同比增長37.4%，銷售金額累計同比增長44.8%。而2019年，我國商品房銷售面積和銷售額累計同比增速分別為-0.1%和6.5%。人民銀行《2019年金融機構貸款投向統計報告》數據顯示，2019 年末，人民幣房地產貸款余額44.41萬億元，同比增長14.8%，增速比上年末低5.2個百分點，連續17個月回落；全年增加5.71萬億元，占同期人民幣各項貸款增量的34.0%，比上年全年水平低5.9個百分點。

　　目前，無論是從存量還是增量看，我國房地產融資占比已基本恢復到正常年份的水平。考慮到我國的城鎮化進程，房地產業仍有較大發展空間，但過去十幾年快速發展的階段已經過去。從我國經濟發展全局出發，仍應堅持“穩房價、穩地價、穩預期”，通過刺激房地產來對沖經濟下滑不應成為當前的政策選項。

　　三、采取合適的政策應對疫情的沖擊

　　“非典”時期，宏觀政策對受“非典”影響較大的行業有所傾斜，并保持了擴張性的宏觀政策。例如，財政政策對受“非典”疫情影響比較嚴重的行業（如民航旅客運輸業務、旅游業）減免了部分稅費或實行稅收優惠；對由政府組織拍賣或委托指定機構銷售“非典”捐贈物資的收入免征增值稅、城市維護建設稅和教育費附加；對在“非典”防治期間被政府征用的賓館、飯店、招待所和培訓中心（含度假村），2003年減半征收城鎮土地使用稅等。貨幣政策方面，雖然當時貨幣供應量增速較快，央行并沒有很快施行緊縮政策，而是直到三季度末經濟增長上升趨勢確立后，才有所調整。上述政策措施為應對本次疫情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

　　我們認為，當前的政策措施應重點關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高度重視此次疫情沖擊對企業經營和就業的影響。進一步減稅降費，降低企業成本。同時，穩健的貨幣政策也可在邊際上適度放松。物價對貨幣政策的制約不大，因為疫情對物價的影響集中在少數種類的食品、藥品和衛生用品上，絕大多數的商品價格基本穩定，甚至可能因需求減少而下降。貨幣政策的著力點應關注有效舒緩本次疫情給企業帶來的流動性壓力，努力降低受疫情影響企業的經營成本。據有關測算，如果對企業在3天假期延長期間發生的利息支出予以免除，大約可減輕企業財務成本450億元左右。人民銀行可通過宏觀審慎評估，鼓勵開發性金融機構和政策性銀行通過再貼現、再貸款、抵押補充貸款等貨幣政策工具，加大對醫藥衛生領域和受疫情影響嚴重地區的金融支持。

　　要避免“一刀切”式的過度干預而額外增加企業的負擔。在控制疫情的前提下，應鼓勵員工在家遠程辦公，而不是讓經濟更長時間地處于“休克”的狀態。企業用工成本增加將迫使其裁員，并抵消財政、貨幣政策降低企業成本的效果。

　　此外，應謹防企業信用風險大面積爆發。目前有關政策已開始舒緩企業資金鏈緊張的問題。1月26日，為配合做好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銀保監會已經要求對于受疫情影響較大的批發零售、住宿餐飲、物流運輸、文化旅游等行業，以及有發展前景但暫時受困的企業，不得盲目抽貸、斷貸、壓貸。鼓勵通過適當下調貸款利率、完善續貸政策安排、增加信用貸款和中長期貸款等方式，支持相關企業戰勝疫情災害。

　　第二，不以房地產作為對沖經濟下行的手段，但應在堅持“房住不炒”的前提下穩定房地產投資和銷售。由于疫情已經對經濟帶來了較大的沖擊，加劇了短期經濟的波動，房地產投資的平穩對于順利渡過當前的難關也很重要。一方面，防止經濟過度“房地產化”為實體經濟發展提供了更多空間，另一方面，目前房地產業在我國經濟中仍有著重要地位。不將房地產作為刺激經濟增長的手段，不應與政策繼續收緊劃上等號。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全國多個城市針對房地產市場下發了“暫停經營”的通知，明令禁止售樓處、中介門店繼續營業，中國房地產業協會也發出號召，全國樓盤暫時停止售樓處的銷售活動，待疫情過后再自行恢復。房地產銷售的遲滯將加劇房地產企業的資金緊張，而銷售回款（包括個人按揭貸款和定金及預收款）已經成為房地產企業最為重要的資金來源（2019年達到49.62%的歷史高位）。建議適度放松對房地產企業的融資限制，允許部分受疫情影響較大的房地產企業延期還貸，緩解近期銷售萎縮對其資金鏈的沖擊。

　　房地產政策應以“穩地價、穩房價、穩預期”為宗旨，以供需相結合的調控方式促進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支持房地產業合理融資需求，調整土地供應結構，增加住房供給，加強房價預期管理，并繼續構建和完善房地產調控長效機制。

　　第三，此次疫情對地方財政造成了較大沖擊，稅基縮減加劇了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加大財政政策的逆周期調節力度，提高中央財政赤字率，增加中央對地方的轉移支付。

　　我國政府部門整體的杠桿率并不算高，且政府債務結構較合理，絕大部分為內債，外債占比很低，短期債務占比也較低，而相較于發達國家，我國經濟和政府收入增長較快。這些為我國提高財政赤字率提供了條件。我們認為，可以較大幅度提高財政赤字率，至少可以提高到3%。

　　財政政策在逆周期調節中扮演主要角色的同時，應堅持財政可持續，在增量投資方面要求項目投資回報機制明確、收益可靠、風險可控，在資金籌措方面提高財政資金撬動社會資本的杠桿作用。而財政部門在進一步增加對醫院、病毒檢測實驗室、醫療物資儲備等的資金投入的同時，也要切實提高醫護人員收入水平。

　　也應看到當前存在的有利條件：一是我國經濟發展已經不再“唯GDP馬首是瞻”，而是強調穩增長和轉變增長方式。2019年四季度，經濟運行已出現一些積極信號，達到階段底部區間。二是我國進一步深化改革，金融業等第三產業對外開放力度加大，釋放新的改革紅利。三是我國經濟韌性較強，且疫情期間被壓抑的需求將在疫后有所反彈。四是有當年抗擊“非典”的經驗，疫情防控比較迅速。由于采取了強有力的措施，疫情影響主要集中在湖北省，其它地區受到的影響相對有限，延續時間也有望相對較短。

　　總而言之，在全力應對疫情的同時，也要高度重視經濟的薄弱環節，采取有力措施，幫助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渡過難關，穩定就業，保障民生。我國經濟恢復所面臨的挑戰可能比當年“非典”時更嚴峻，但只要各項政策和措施得當，這次疫情沖擊應該是短期的和可控的。

　　作者盛松成系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龍玉為中歐陸家嘴(600663,股吧)國際金融研究院研究員（本文僅反映作者觀點，不代表所供職機構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