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在金融領域得到應用，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形式受到了深刻影響。金融體制改革不斷深入，金融監管理念和監管方式也發生著深刻的變化。

　　作為金融領域的重要法律，《商業銀行法》在1995年通過后，分別經歷了2003年較大改動和2015年細微改動，時至今日已表現出很多與金融形勢和銀行業發展實踐不相匹配的問題。

　　對此，全國人大代表、中國人民銀行昆明市中心支行行長楊小平表示，他建議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

　　“隨著經濟社會和金融市場的不斷變化，《商業銀行法》已存在立法嚴重滯后、與銀行業發展實踐不相匹配問題。及時修改完善《商業銀行法》，有利于加強立法頂層設計，為建立現代化的銀行治理和監管體系提供制度保障。”楊小平表示。

　　具體來看，一是“商業銀行”定義存在局限性。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在我國開展存款業務與貸款業務的機構逐漸增多，盡管很多機構沒有“商業銀行”的名稱，但依然開展存貸款業務。《商業銀行法》對“商業銀行”定義的局限性導致監管機構不能有效實現監管全覆蓋，間接導致了部分金融風險聚集。

　　二是商業銀行業務范圍需擴充。《商業銀行法》主要是基于當時銀行業的發展狀況而制定，但在存貸款利差收窄、資本監管標準提高、客戶多元化金融服務需求增多、金融脫媒日益顯現的新形勢下，商業銀行從分業經營轉向綜合化經營，業務已極大擴充。

　　三是金融消費者保護需進一步加強。近年來，金融業服務質量不斷提高，金融消費者保護不斷加強，越來越多的消費者享受到了金融業改革發展的成果。但與此同時，隨著產品復雜程度提高、參與金融交易的消費者不斷增加以及消費者維權意識的不斷增強，金融糾紛不斷增加，一些案件的社會影響異常惡劣。

　　四是風險處置與市場化退出機制建設滯后。銀行業市場退出法制建設較為滯后，立法工作缺少統籌，規則散見于《商業銀行法》《銀行業監督管理法》《企業破產法》《金融機構撤銷條例》和《存款保險條例》等法律法規，且存在部分規則空白、過于簡單以及相互沖突等問題。

　　五是金融違法的罰則較弱。《商業銀行法》罰則的設置基于制定時的經濟發展水平和金融市場狀況，與當前和未來一定時期的經濟形勢和經濟發展水平不相匹配。與歐美等發達經濟體的法律規定相比，我國對金融機構違法的處罰力度“寬”“松”“軟”。

　　六是內部人控制、股東缺位問題。2019年“包商銀行”事件和部分中小銀行風險事件暴露出當前商業銀行治理體系中存在內部人控制、股東缺位越位等問題。

　　對此，楊小平提出包括完善立法調整范圍、健全風險處置與市場化退出機制等六條具體措施，并建議由中國人民銀行主辦，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券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協辦。

　　建議一是完善立法調整范圍，豐富商業銀行類別，同時明確分類監管理念。建議進一步明確商業銀行的定義，豐富商業銀行類別，將非銀行機構從事銀行業務、民間金融機構等主營業務涉足存貸款業務的金融組織均納入《商業銀行法》監管范圍。

　　二是完善業務經營規則，擴充商業銀行業務范圍，推動銀行業健康持續發展。建議在《商業銀行法》中對商業銀行的業務范圍進行擴充。可以采用列舉與概述相結合的方式，將具體業務分為三類：一是基本業務，即吸收儲蓄、存款，或發行債務證書、發放貸款和票據貼現、國內外匯兌；二是附營業務，即銀行業務的附帶業務，包括債務擔保或票據承兌、同業拆借、保管箱、代理收付等；三是兼營業務，即開放式規定的銀行業以外的其他業務，如其他法律規定的銀行可以經營的業務等。

　　三是健全消費者保護機制，明確商業銀行的消費者保護義務和行為規范。建議在《商業銀行法》中建立起完善的金融消費者權益保障制度，明確“金融消費者”的概念、金融消費權益保護基本原則、金融消費者的基本權利、金融消費爭議解決途徑，并將金融消費者保護原則全面滲透銀行業務和監管之中。明確對跨市場、跨行業金融產品與服務的金融消費糾紛，由中國人民銀行協調相關監管部門解決。同時，建議增加相應罰則，對損害金融消費者合法權益的行為實施處罰。

　　四是健全風險處置與市場化退出機制，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建議在《商業銀行法》中建立專章，對銀行業市場退出的核心規則進行系統規定。完善危機處置法律規范，統籌建立銀行業非破產清算制度，明確破產特殊規則。將諸如存款保險、混業經營防火墻等下位法確立的制度吸納入《商業銀行法》之中，系統完善商業銀行解散、清算、破產等方面規定，以適應當前金融市場的發展需要。

　　五是提升監管有效性，適當加大金融違法行為處罰力度、豐富違法行為處罰手段。建議在修訂《商業銀行法》時，通過綜合采用提高處罰幅度，明確“按次”“按筆”處罰，處罰金額與營業額相掛鉤等方式加大處罰力度，豐富處罰手段，進一步提升監管的有效性。

　　六是完善公司治理與內部控制機制。為避免道德風險、防范金融危機，建議在《商業銀行法》中以專門條文規定銀行股東的三方面加重責任：第一，危機救助與風險分擔承諾；第二，對銀行危機處置與恢復采用注資、其他支持及股東權利限制等措施；第三，分擔銀行風險所致損失。加重責任可以有效避免銀行以國家信用作為隱性擔保，以及政府公共資金救助帶來的道德風險和對競爭秩序的破壞；同時可產生銀行監管內部化的效果，促進銀行不斷完善公司治理，促進股東將更謹慎地自行監督銀行經營、作出經營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