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勇堅「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

文章｜《中國金融》2020年第10期

最近一段時間，“新基建”（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一詞突然火爆。而從中央的政策來看，對“新基建”實則謀篇布局已久。2018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在中央層面提出“新基建”的命題。2018年12月至今，至少有8次中央高級別會議對新基建作出了部署。2020年3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再次強調“新基建”后，各省紛紛推出包括新型基礎設施在內的龐大基建計劃，已公布投資計劃的25個省份推出了合計投資接近50萬億元的基建項目，其中“新基建”占比超過10%，成為投資計劃的一個亮點和熱點。

“新基建”提出的背景

傳統基建效益遞減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2008年以來，我國傳統基礎設施建設步伐持續加快，增長速度驚人。麥肯錫全球研究所（MGI）的數據顯示，2012年，我國基建投資占GDP的比重達8.6%，高居全球第一（全球平均為3.5%，北美和西歐為2.5%）。近年來，我國基建投資仍保持了較高水平，筆者測算，我國基建投資占全部投資的比重超過五分之一，基礎設施存量規模超過100萬億元，超過了我國GDP的總量。

基礎設施建設的大幅度增長，一方面極大地提升了我國基礎設施水平；另一方面我國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效益明顯遞減。以高速公路為例，我國高速公路擁擠度一直處于0.4以下，西部地區大都在0.2左右，這說明高速公路的運輸能力利用不足。從單公里通行費收入看，2017年全國高速公路單公里通行費收入為358.43萬元，其中東部地區533.97萬元，中部及西部地區分別為309.62萬元和248.54萬元。中西部高速公路的收費水平較低，其收支缺口持續加大，也不利于高速公路的持續投資。從機場數量來看，雖然我國民用機場的數量仍遠遠少于美國，但是，我國已建機場的效益明顯兩極分化。2018年納入統計的235個機場中，只有88個年旅客吞吐量達到了100萬人次。低于50萬人次的機場達到106個。全國184個中小機場約70%處于虧損狀態，依賴政府財政補貼支撐。除了一、二線大城市機場仍有擴容空間之外，很多中小城市建設機場似乎已沒有必要，尤其是近幾年高鐵的通達率持續增加，對機場建設的效益勢必帶來一定的不利影響。

傳統基建的發展空間縮小，效益降低，由此需要在基建方面打開思路，引入新的基礎設施。雖然目前數字類基礎設施投資體量還很有限，但其網絡互補性、廣泛滲透性等特性，決定了其發展空間較大，邊際效益仍處于上升階段，能夠發揮更大的戰略價值。

數字經濟發展擴張了對“新基建”的需求

近年來，我國數字經濟快速發展。2018年，我國數字經濟總量達31.3萬億元，占GDP的比重達到34.8%，其中產業數字化規模為24.88萬億元，占數字經濟規模的比重上升至79.5％。但是，從結構上看，我國數字經濟領域發展最快的都是消費領域，包括電子商務（占全球的市場份額已超過40%）、移動支付（交易規模超過200萬億元，居全球第一）等。但是，在數字技術應用到工業領域方面，或者從數字經濟的工業級應用來看，我國仍然落后于發達國家。我國工業和服務業的數字化程度大約只相當于發達國家的一半。在應用的需求方面，我國企業應用數字化技術進行企業生產或管理的比例不到30%，開展在線銷售的企業比例約為45%，開展互聯網營銷的僅為39%。企業對自動化制造、工業機器人應用的認知比例低于45%，對網絡化協同制造的認知低于四分之一。而中小企業在數字化應用方面仍有很大不足。有調查表明，250人以上的企業參與電子商務的比例在2013年為40％，而小企業僅為18.9％。從數字化相關的基礎設施建設來看，我國的大數據中心、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等基礎設施仍不足以支撐中小企業全面數字化。筆者的實地調研表明，與中小企業數字化有關的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等基礎設施仍有較大的缺口。從大數據中心來看，企業數據得到存儲的不到10%，得到開發利用的不足2%，數據作為數字經濟時代新生產要素的作用仍沒有很好地發揮出來。從這些事實可以看出，對于5G、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物聯網、大數據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的需求仍處于上升階段。

后疫情時代穩經濟的重要手段

自2019年末發生的新冠肺炎疫情對我國經濟增長產生了巨大的壓力。從消費來看，2020年1～2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下降幅度為改革開放以來最大。而在疫情期間，由于受到城市封鎖、交通管制、人口流動困難等公共防疫措施的影響，部分人群聚集的服務行業受到了巨大的沖擊，甚至處于完全停業狀態。有學者研究估計，文化娛樂業、旅游業、餐飲業的影響估計將達到3.55萬億元人民幣，相當于這些行業全年產值的四分之一左右。很顯然，1～2月的消費下滑將會對全年的消費增長帶來不利影響。為了穩增長和穩就業，政府有必要加大投資刺激力度。如前所述，在傳統基建效益遞減的背景下，5G、工業互聯網、人工智能等具有滲透潛力的新型基礎設施就成為了基建投資增長的新亮點。

“新基建”與傳統基建的區別

“新基建”雖然是當前一個熱點，但對其內涵與外延均缺乏明確的規定。2018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提“新基建”的概念，將其外延聚焦在5G、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和物聯網，2020年3月4日政治局常委會會議增加了一個“大數據中心”。如果將其外延確定為中央所明確的五個方面，那么，新型基礎設施可以定義為支撐新一代信息技術廣泛應用到社會、經濟、生活的基礎設施。這使其與傳統基建之間存在著一些差別。

新型基礎設施對現有產業具有強大賦能作用

當前，數字技術與經濟社會以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交匯融合，成為新的通用目的技術。數據已成為新的生產要素。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首次提出將數據作為生產要素參與收入分配。新型基礎設施正是數據發揮其生產潛能的基礎。一方面，傳統制造業、服務業等，都需要依賴于新型基礎設施，推動其提升生產與企業管理的數字化、智能化水平，提高生產效率，提升其競爭力。新型基礎設施還能對交通、能源、水利、市政等傳統基礎設施進行智能升級改造，使這些基礎設施更好地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一些新興產業，如電子商務、在線娛樂等，也將受益于這些新基建，向更高的水平、創新的商業模式方向發展。

“新基建”直接服務于智慧社會建設

從本次疫情期間的表現看，我國社會治理的數字化潛力仍很大，而數據孤島等問題依然存在，公共衛生設施、應急能力建設、物資儲備體系等領域仍有較大的提升空間。而這些都可以通過數字技術進一步優化提升。數字技術廣泛應用到這些方面，對提升社會治理的數字化、智能化水平具有重要意義。同時，新型基礎設施的完善也將推動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成為智慧社會建設的基本工具。

“新基建”建設與運營模式有較大的創新空間

基礎設施領域的建設與運營模式創新一直是我國制度變革的一個重要方面，自改革開放以來，這個領域產生了“貸款修路、收費還貸”、BOT、PPP等大量建設與運營的創新模式。而“新基建”以新一代信息技術為基礎，將產生很多新的模式。很多新型基礎設施的建設者可能自身就是一個很有分量的使用者，基礎設施由建設者自用與社會公用相混合，在這種情況下，其投資、建設、運營模式都有很大的創新空間。例如，大數據中心的建設，可以運用政府投資、企業運營的方式，也可以是使用者聯合投資、政府提供電費等方面的優惠措施等。

具有軟件和硬件同步，且技術密集、節約土地等特點

與傳統基礎設施相比，新型基礎設施的一個重要特點是，除了強調硬件建設之外，更強調軟件建設。這個特點要求在建設初期就有用戶深度參與。新型基礎設施還有技術密集的特點，而且，這個領域的技術進步很快，要求在建設初期就應考慮良好的擴容升級空間。而新型基礎設施在土地、能源等硬資源方面消耗較少，選址靈活性更高，在進行布局時，需要重點考慮如何更均衡。

金融支持“新基建”的問題與實現途徑

創新融資方式適應“新基建”需求

如前所述，“新基建”一般都集成了硬件與軟件。而且，由于其技術密集的特點，往往使軟件在“新基建”產品價值中占據了更為重要的地位。這樣，新型基礎設施缺乏金融機構傳統意義上的抵押品，因此，需要在融資方式上予以創新。例如，可以通過預售使用權等方式獲得相應的建設資金，在此過程中要建立起良好的資金監管機制。又如，可以通過使用權訂單質押融資、政府購買服務權益質押融資等多種方式，提供銀行貸款。

創新金融服務適應新承包商

“新基建”的特點決定了以硬件建設見長的傳統基建承包商難以完成“新基建”任務。可以預期，“新基建”將產生一批新型承包商，這批承包商大多擁有一定的技術能力，不但要完成硬件建設任務，更要完成軟件安裝調試等工作，有些還需要參與后期的運營、技術支持等，這種新型的承包商缺乏足夠的硬資產，其實力主要體現在軟性的技術方面。金融機構如何與其進行項目全生命周期的合作，為其提供金融服務及金融支持，是一個新的問題。這需要金融機構創新服務與產品，建立與新型承包商合作的長效機制。

創新金融產品支持全產業鏈

新型基礎設施，如工業互聯網、人工智能等，其建設與運營往往一體化，并形成了一個非常長的產業鏈。這與傳統基礎設施產業鏈較短、后期使用運營與建設分離等特點有著顯著的區別。新基建往往與產業鏈布局同步，產業鏈布局直接影響了基礎設施的效益。因此，這需要金融機構從全產業鏈的視角創新金融產品，實現對“新基建”的支持。

加大對“新基建”創新主體的金融支持

新型基礎設施的特點，決定了其投資、建設、運營、使用主體都有創新空間。例如，人工智能、數據中心、工業互聯網等，其投資、建設、運營、使用主體可能是一致的，但也可能不一致，而其基礎設施產品將形成一個大的產業發展平臺，使其具有基礎設施的性質。這類主體一般是企業，政府主要是在政策方面進行一定的支持。另一方面，對于5G這類新型基礎設施，其投資額巨大（估計超過3萬億元），原有的投資主體（主要是三家基礎電信運營商）在資金實力方面難以支撐這么大的資金投入，因而需要引入下游企業、地方政府等多元化的投資主體。金融部門需要充分考慮到“新基建”這些創新主體之間的差異，提供更有個性化的金融服務，為“新基建”提供更有力的金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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