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全球產業鏈影響力的上升有利于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推進，也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未來全球經濟下行的斜率。

　　中國經濟的平穩增長可以發揮全球經濟穩定器的作用，但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產業升級會使得相關行業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得到進一步提升，進而帶動全球產業鏈的重新整合。考慮到中國持續秉持開放的立場，中國對全球產業鏈影響力的上升有利于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推進，也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未來全球經濟下行的斜率。

　　疫情暴發以來，主要通過供給、消費和金融市場三個方面對全球經濟造成影響：全球停工停產使產業鏈面臨供需雙向沖擊，地緣政治風險在全球經濟下行周期表現得越發明顯，流動性匱乏使金融市場出現恐慌性拋售，而金融市場的波動會傳導和放大恐慌情緒，造成企業和家庭在投資和消費層面活動的觀望和萎縮，三者循壞疊加推升經濟衰退預期。全球衰退風險的累積在風險事件觸發下形成危機，而危機持續發酵把全球經濟帶入衰退。

　　在及時響應和有效防控的基礎上，中國已經率先走出疫情的沖擊，復工復產有序推進。二季度歐美經濟體受到疫情沖擊而停擺已經成為現實，并拖累全球經濟在二季度陷入深度衰退。但進入6月之后歐美經濟也緩慢重啟，部分經濟指標開始觸底回升。

　　相對于歐美發達經濟體本身較好的醫療基礎設施以及較為成熟和系統的政策應對手段，新興市場在疫情沖擊下可能會給全球經濟復蘇帶來的負面影響不可小覷。考慮到大部分新興市場國家都是大宗商品、原材料以及附加值較低的中低端工業品出口國，疫情導致全球需求大幅萎縮會對這些國家的經常賬戶收支造成明顯沖擊。此外，由于前期檢測率過低造成大部分新興市場在疫情傳播和感染人數方面存在明顯的低估，而最近包括印度、俄羅斯、巴西等新興市場人口大國的感染人數明顯在加速上升，這可能會令全球投資者重新評估新興市場的潛在風險。

　　新興市場中不少國家或多或少存在各種結構性問題，例如整體債務率和外債占比過高、外匯儲備不足、存在資產價格泡沫等，這令它們在面對疫情沖擊下更為脆弱。最近阿根廷主權債務違約以及伊朗的幣值改革已經令全球投資者對新興市場風聲鶴唳，外資持續大幅流出一些結構性問題較為嚴重的國家，并導致這些國家的貨幣出現大幅貶值。在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的雙重打擊下，阿根廷債務危機可能會在其他相對薄弱的新興市場國家中不斷上演，進而造成系統性風險。鑒于歐債危機中發生債務國（例如希臘、意大利等）的債務違約把債權國的金融體系（例如德國、法國等）也拖下水，因此新興市場債務違約風險可能會通過全球金融體系向發達經濟體傳導，并拖累全球經濟復蘇。

　　雖然今年全球經濟衰退從表面來看是疫情造成的外部沖擊，但實際上疊加了過去十多年全球經濟的深層次結構性問題，這使得未來全球經濟復蘇之路將頗為艱難。

　　首先，全球經濟在2008年之后蹣跚前行，長達10年的全球經濟復蘇是建立在發達經濟體和新興市場經濟體交替刺激的基礎上，低利率和超寬松流動性使資產價格泡沫化，但全要素生產率低迷。其次，政策刺激在間斷性地改善全球經濟過程中，中低收入階層并沒有從經濟復蘇中獲得實質性好處。即便是在經濟韌性較強的美國，工資收入滯漲和資產價格變動導致貧富差距持續擴大，不僅低收入階層生活艱難，連部分中產階級也開始滑入低收入階層。再次，貧富分化加劇導致全球范圍內民粹主義勢力上升，而民粹主義本身又把本國的結構性經濟問題部分歸結為貿易不平衡，從而導致“逆全球化”的貿易保護主義盛行。貿易保護主義會進一步拖累全球經濟并加快民粹主義勢力的擴張，進而導致全球地緣政治風險上升。

　　經濟和政治層面陷入負面循環，當下全球經濟所處的大環境與2008年之前有很大的不同，這使得全球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更為復雜，而這種不確定性并不是單純的政策刺激所能消除的。

　　當下全球央行和政府再次啟動大規模政策刺激來應對疫情沖擊，雖然短期內有效避免了危機的進一步發酵和惡化。但負利率盛行和債臺高筑令投資者深層次更擔心，“以有限政策空間應對巨大不確定性挑戰”是不可持續的。特別是全球對MMT的討論也從側面反映了傳統貨幣財政刺激已經走進死胡同。未來全球經濟在陷入衰退后不會像2008年那樣快速反彈，而可能陷入一個相對較長周期的衰退。面對巨大的挑戰，全球經濟增長的動能何在，成為值得思考的問題。

　　全球經濟增長的新動能的關鍵在于“使要素實現最優配置，提升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數量”，只有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才能更好地促進全球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延緩衰退速度。可以預見的是，歐美等主要經濟體的經濟增長在人口周期下行、債務增加和通貨緊縮的拖累下難言樂觀，企業和家庭的投資和消費意愿低迷將成為常態，這些都將持續拖累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相反，中國是全球主要經濟體中碩果僅存既有投資、消費需求，同時又兼具相關能力的國家，這將使得中國通過擴大有效投資來提升全要素生產率，進而實現高質量發展成為可能。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所提及的“兩新一重”不僅是中國實現穩增長保就業的手段，也是中國經濟實現跨越式發展的重要途徑。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200多種工業品產量居世界第一。鑒于中國自身具備較為完整的產業鏈，應對全球經濟一體化下的供應鏈沖擊的能力較強。海外停工停產造成的供貨困難可能反而有助于國內相關進口替代產業的發展。同時，跨國企業資產負債表嚴重受損，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無法承受大規模資本開支的壓力，再加上中國相關產業鏈在本次疫情中展現出的超強自我修復能力，全球對中國產業鏈的依賴度反而會有所上升。在此期間中國可以本著立足自我的原則來應對潛在的不確定性，加大對高新技術的投入，從根本上提高“中國制造”的競爭力。

　　首先，舊基建的重點在于穩需求和補短板，新基建則更偏向于推動產業升級，有望進一步推動數字經濟發展。通過新基建加速布局5G、半導體、智能制造等，從而實現從要素投資增長支撐的舊動能向要素生產率增長支撐的新動能轉換。疫情使各國更加重視打造科技驅動的現代產業體系，新基建則是現代產業體系的基礎。只有在完備的配套設施下，才能更好地發揮出基建帶動投資消費增長的乘數作用。其次，疫情更多的是拖累傳統順周期產業的表現，在新領域和高新技術層面不斷發展的企業可以降低經濟波動對自身帶來的影響，避免傳統刺激所帶來的產能過剩，在經濟下行壓力下仍保持較高的生產效率。而在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背景下，中國已經開始企業轉型，新興產業對經濟發展的貢獻率將持續增長，投資的韌性也將從新興與高新技術層面更好地表現出來。新興高新產業不僅具備較強的自主創新能力，也能在各自的細分領域表現出較高的產業配套能力。

　　中國經濟的平穩增長可以發揮全球經濟穩定器的作用，但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產業升級會使得相關行業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得到進一步提升，進而帶動全球產業鏈的重新整合。考慮到中國持續秉持開放的立場，中國對全球產業鏈影響力的上升有利于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推進，也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未來全球經濟下行的斜率。

　　（作者系摩根士丹利華鑫證券董事總經理、首席經濟學家兼研究部負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