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16日英國《金融時報》刊發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文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應利用SDR應對新冠疫情》，以下為全文：

　　新冠疫情暴發以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已先后采取一系列救助措施幫助成員國應對疫情。然而，進行SDR普遍分配這項措施，雖經反復討論，卻始終未能落實。這是個錯誤。SDR有時被稱作“紙黃金”，可以被快速創造。SDR普遍分配正是現在待拼上的拼圖。

　　在新冠疫情的巨大沖擊下，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尤為脆弱，進行SDR普遍分配對其尤為重要。多數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面對的不僅是一場公共衛生危機，它們還面臨經濟和金融方面的諸多挑戰。國際社會不應該對這些國家坐視不管。

　　SDR的價值由基金組織基于一籃子主要貨幣確定。通過SDR普遍分配，可以補充基金組織成員國的外匯儲備，提升其購買力，是應對這場百年不遇危機的快速、務實、公平和低成本的措施。

　　SDR普遍分配對那些尚未被全球金融安全網和貨幣互換網絡充分覆蓋的發展中國家尤為重要。

　　基金組織的快速信貸便利和快速融資工具等緊急融資工具能夠發放的貸款數量較為有限。很多受到疫情沖擊的國家對申請基金組織的傳統貸款項目心存疑慮。根據基金組織測算，在下行情景下，成員國對基金組織資金的總需求將超過2萬億美元，遠超基金組織1萬億美元的現有資源。

　　SDR普遍分配是有先例可循的。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2009年4月的G20倫敦峰會迅速就2500億美元SDR普遍分配的方案達成共識。這對緩解危機、提振信心和促進全球經濟復蘇發揮了重要作用。此外，作為危機應對措施，SDR普遍分配可以快速發生。4月倫敦峰會過后，8月7日基金組織理事會即批準了分配方案，8月28日分配方案即落實。

　　SDR普遍分配是應對當前危機切實可行的措施。在一個理想世界，我們也許應該根據需求對SDR進行特殊分配，而非根據各國在基金組織的份額進行普遍分配。這樣可以避免一大部分SDR流向發達國家。但這需要修改基金組織協定，短時間難以發生。

　　并且，分配SDR對提升有關國家儲備的邊際效應十分顯著。根據彼得森研究所的估算，如果基金組織分配5000億美元SDR，76個全球最貧窮的國家可獲得220億美元SDR，其總國際儲備可上升超過9%（其中22個國家國際儲備可上升超過20%）。這將遠超G20緩債倡議覆蓋的發展中國家2020年需償付的140億美元的債務總額。

　　同時，基金組織可以通過減貧與增長信托（PRGT）等工具，動員和調配SDR資源，為有需要的成員國提供支持。

　　SDR分配成本較低，且可以提升成員國外匯儲備。一國僅在將SDR兌換為其它硬通貨時才需支付利息，這一利息也低于市場融資的成本。SDR利率確實不如優惠貸款成本低廉，但優惠貸款是十分有限的。因此，SDR資源和優惠貸款是相互補充的關系。發達國家也可以通過SDR分配獲得更豐富的資源來參與國際救助，這可以減輕對國內財政資源的壓力。

　　關于SDR普遍分配確實存在一些關切。

　　關切之一是SDR普遍分配未附加改革條件，會助長道德風險。但新冠疫情是外生沖擊，在爆發全球衛生危機和流動性緊張時期，不宜進行結構性改革。在災難面前，“活下來”是首要問題。SDR分配、基金組織快速信貸便利（RCF）以及其他緊急融資，能避免疫情對生產力造成永久性破壞，這些工具不附加改革條件是正確的。

　　還有些人提出了一些自SDR創立之初就有的疑問，但不能將這些關切作為不采取行動的借口。

　　有觀點認為分配SDR意味著允許基金組織創造新的貨幣。實際上，SDR和貨幣不能劃等號。基金組織將SDR定性為一種補充性儲備資產。SDR目前僅限于官方部門使用，私人部門一般不接受，SDR的使用范圍遠小于貨幣。SDR分配不需要以對應的籃子貨幣發行為基礎，因此也不會直接引起貨幣創造。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SDR的主要作用是補充全球對儲備資產的長期需求，但新冠疫情并非長期危機。這種觀點似乎把SDR的作用理解得過于狹隘。新冠疫情對全球經濟的沖擊已經超過了全球金融危機，持續的時間還有高度的不確定性，長期影響更難以估量。進行SDR普遍分配可以補充各國的外匯儲備、減輕疫情引起的流動性不足，最終是為了保持國際貨幣體系的有效運行。

　　進行SDR普遍分配的建議已經得到絕大部分國家支持。為應對疫情和推動全球經濟復蘇，國際社會應盡快達成共識并落實SDR分配。

　　英文原文：The IMF should turn to special drawing rights in its Covid-19 respo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