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民營銀行貸后管理部門人士向記者透露，目前不少銀行內部都針對互聯網貸款業務開展壓力測試——若疫情反復與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將會有多少借款人受影響而出現還款逾期狀況，以此作為他們收緊互聯網貸款審核門檻的...
一紙監管條例塵埃落定，令萬億規模互聯網貸款產業驟然戴上了“緊箍咒”。
7月17日，銀保監會制定的《商業銀行互聯網貸款管理暫行辦法》（下稱《辦法》）正式實施。
相比此前的征求意見稿，《辦法》相關條款做出多次修改。比如在風險管理方面，考慮到商業銀行互聯網貸款多維度、多要素判斷借款人信用狀況特征，相關部門不再將“稅務、社會保險基金、住房公積金信息”作為強制性信用狀況判斷要素；在放款控制方面，相關部門在商業銀行放款環節加強風控的前提下，允許其根據自身風控模式和手段，自主選擇是否再次進行征信查詢；在擔保增信方面，相關部門增加“商業銀行不得因引入擔保增信放松對貸款質量管控”要求，防止商業銀行風險管理“空心化”。
記者了解到，隨著《辦法》正式實施，不少銀行正著手調整互聯網貸款業務操作流程。一是針對各類合作機構構建統一的準入機制；二是與助貸、互聯網聯合貸款等合作機構重新調整書面合作協議條款，按《辦法》要求明確合作范圍、操作流程、各方權責、風險分擔、客戶權益保護等內容，尤其是將合作機構原先自行向借款人收取的服務費（以及會員費）納入銀行互聯網貸款的整體息費范疇；三是針對部分小微企業、個體戶的互聯網貸款采取受托支付方式，一改原先將貸款資金直接打入借款人賬戶的做法，避免貸款資金變相違規流入股票房地產市場等。
“不過，整個業務操作流程調整需要花費一段時間。”一家城商行零售部門主管向記者透露，原因是部分合作機構坦言臨時調整合作協議條款對他們業務沖擊較大，希望給予一段時間過渡期。
記者多方了解到，盡管《辦法》對互聯網貸款各個環節操作合規性做出詳盡規范，但如何解決互聯網貸款行業某些潛規則，依然需要更完善的監管細則。比如部分中小銀行與大型金融科技平臺開展聯合貸款時，被要求“貸款審核通過率不低于80%”，無形間令前者失去了風控決策自主權，與《辦法》監管意圖不符；此外部分銀行向關聯擔保機構提供擔保資金，用于給自身互聯網貸款壞賬“兜底”，等于用銀行自己的錢“美化”互聯網貸款業績，也與監管要求銀行客觀審視業務風險的要求“背道而馳”。
上述城商行零售部門主管坦言，這意味著互聯網貸款的規范操作正邁入“深水區”，目前他們能做的，就是嚴格遵循《辦法》要求對某些灰色操作進行整改。
“如今銀行高層最擔心的，就是相關違規操作被舉報，可能會遭遇監管部門嚴厲處罰，影響整個銀行加快零售業務轉型的步伐。”他強調說。
銀行業務整改進行時
記者了解到，在5月9日-6月9日期間，銀保監會就《辦法》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不少銀行與金融科技合作平臺均表達了不少修改建議，其中部分金融科技合作平臺認為很多借款人未必有穩定工作，因此個人的稅務、社會保險基金、住房公積金信息未必齊全，將它們作為強制性信用狀況判斷要素反而有失偏頗；部分銀行則指出助貸機構已遞交借款人的央行征信記錄報告，銀行重復調取顯得沒有必要；也有部分專家提出，當前部分銀行發放互聯網貸款時，都會要求借款人購買一份擔保協議，此舉令銀行認為互聯網貸款風險可控，反而大幅放寬貸款風控審核尺度以追求規模效應，導致風控管理日益“空心化”。
一位接近監管的知情人士向記者透露，銀保監會方面對機構建議都做了逐條認真研究，絕大多數建議都被采納。
“當然，也有一些原則性監管條款，相關部門沒有做出讓步。”他指出，比如有金融科技合作平臺建議能否將個人互聯網信用貸款授信額度從20萬元放寬至30萬元，以此激發個人消費潛力，但銀保監會鑒于防范個人債務杠桿快速增長，并未同意這項建議。也有銀行機構也提議能否對合作機構采取差異化的準入門檻，相關部門也堅持原先的立場。
上述城商行零售部門主管向記者透露，因此他們根據《辦法》要求，著手針對合作機構構建統一的準入門檻。
“以往相關準入門檻的確有點亂。”他坦言。比如助貸機構的合作準入門檻差異化極大，有些是看中其股東背景，有些是看中其愿意在銀行存入高額的風險準備金，有些則基于其強大的獲客導流能力與完善風控體系等。如今隨著準入門檻統一，部分助貸機構將可能被排除。
他坦言，目前令他們比較傷腦筋的，是說服助貸機構將服務費（以及會員費）等收費項目悉數納入銀行互聯網貸款息費范疇。以往，服務費、會員費屬于助貸機構的自留收費項目，也是他們獲取經營利潤的重要來源之一，如今按照《辦法》要求，這些費用不能直接面向借款人收取，而是納入銀行息費范疇，等于斷了助貸機構的重要收入來源。
“部分合作助貸機構坦言此舉對他們營收影響太大，希望銀行能給予一個過渡期，同時，還能提供更高的利潤分成比重以填補服務費損失。”這位城商行零售部門主管透露。銀行方面對此態度相當強硬，若助貸合作機構無法盡早完成收費模式整改，他們將暫時中止助貸資金合作。
一位中小銀行個金部門負責人坦言，此舉針對中小助貸機構相當有效，但面對大型金融科技平臺，中小銀行則顯得比較“軟弱”。比如他們與大型金融科技平臺合作開展互聯網聯合貸款時，被要求強制跟投比例不低于80%（即大型金融科技平臺批復的80%貸款業務，銀行必須同意一起放貸），無疑將削弱銀行風控決策的自主性，與《辦法》監管要求不符。
在他看來，中小銀行對此也無可奈何，因為大型金融科技平臺所提供的導流與風控服務，恰恰能填補中小銀行布局零售貸款業務的薄弱環節。如今他們只能借助《辦法》給予的兩年新老還斷寬限期，與大型金融科技平臺協商能否逐步降低“強制跟投”比重。
“壓力測試”悄然開展
記者多方了解到，盡管《辦法》大幅促進互聯網貸款業務平穩健康發展，但鑒于疫情沖擊與經濟環境變化，不少銀行對拓展互聯網貸款業務的態度日益謹慎。
一位民營銀行貸后管理部門人士向記者透露，目前不少銀行內部都針對互聯網貸款業務開展壓力測試——若疫情反復與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將會有多少借款人受影響而出現還款逾期狀況，以此作為他們收緊互聯網貸款審核門檻的重要依據。
“不過，目前多數銀行的互聯網貸款壞賬風險依然可控。”前述城商行零售部門主管坦言，一個重要原因是不少銀行在發放互聯網貸款時，會要求借款人購買擔保協議，由擔保機構給信貸壞賬“兜底”。而在實際操作環節，這些擔保機構所獲得的部分擔保融資，來自上述互聯網放貸銀行，因此銀行等于是用自己的“錢”，給自身互聯網貸款壞賬進行“兜底”，以美化互聯網貸款業績。
“如今我們比較擔心的是，若監管部門發現這種狀況，會認為銀行通過技術手段掩蓋互聯網貸款實際壞賬風險，采取嚴厲的處罰措施。”他指出。這反而會拖累銀行向零售業務轉型的步伐。
上述民營銀行貸后管理部門人士表示，如今他們還在按照《辦法》要求，對第三方催收合作機構經營合規性進行評估。
“事實上，多數銀行都將互聯網貸款逾期3個月以上的催收任務，委托給這些機構處置。”他告訴記者。但在當前環境下，這些催收合作機構工作難度不小，比如他們若派遣多人（超過2人）上門催收，在某些地方會被視為尋釁滋事，因此留下“不良催收記錄”，導致銀行無奈終止與他們的業務合作。
他表示，為此他們轉而采取批量訴訟方式以實現快速催收。但在實際操作環節，若法院直接給予判決，銀行有權利從逾期借款人賬戶扣款“還貸”，但仲裁的執行力則顯然較弱。
“因此我們正與地方金融監管部門溝通，能否聯合當地司法部門加快逾期貸款訴訟案例的判決效率，與《辦法》相互配合構建更完善的合規催收環境。”他表示。受制催收“受限”導致壞賬壓力驟增，部分銀行要么“迫使”合作助貸機構大幅追加風險準備金作為業務安全墊，要么悄悄引入第三方機構風控模型作為核心放貸決策依據，令某些違規操作再度“死灰復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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