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新金融城

    7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國家發改委發布《關于為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供司法服務和保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明確提出將大幅度降低民間借貸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對于這一上限，有專家建議參考LPR報價的4倍，即15.4%。

　　消息一出，引發各界熱議。7月26日，新金融聯盟在線召開了“民間借貸利率上限調整與支持實體經濟復蘇”內部研討會，金融監管部門、業界代表和資深法學專家對于《意見》提出的大幅降低借貸利率司法保護上限，從行業發展、國際經驗、經濟學原理與司法實踐等角度進行了深入探討。

　　全國90余家銀行、消費金融公司、金融科技公司、小貸公司超過150位嘉賓參加了會議。新金融聯盟秘書長吳雨珊主持會議，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提供學術支持。

　　民間借貸利率該不該管？

　　《意見》旨在通過大幅降低民間借貸利率保護上限，促進金融和民間資本服務實體經濟，紓解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從源頭上防止“套路貸”“虛假貸”。

　　那么，通過大幅降低利率上限的方式來監管借貸市場，能否達成立法的初衷呢？

　　信也科技CEO章峰從國際經驗角度進行了分析。以日本為例，2006年日本政府修訂了《貸款商業法》，將年利率從29.2%降低至20%，并禁止貸款超過個人年收入的1/3。這導致信貸市場大幅萎縮，從2007年到2017年，信貸公司減少了80%。

　　2018年，世界銀行通過對96個國家的利率上限做系統調研，發現其中76個國家采用一定形式的利率上限，這些國家代表了全球 GDP的80%。但是，大部分國家不是簡單使用絕對上限，而是采用多個基于金額大小、貸款類型、借款人背景與行業的上限。

　　北京大學法學院黨委書記、副院長郭靂認為，“通過調整民間借貸利率水平來降低社會融資成本，初衷是善意的且有一定現實性，但手段需要斟酌，目標也并非越低越好。”

　　利率管制的AB面

　　郭靂表示，管制利率有其積極的一面。當前，市場有效性有待提升，司法系統尚需完善，管制利率有其必要性和現實。不宜對市場自發效果過早下定論，不必過度渲染高利民間借貸的作用，要注意避免將少數例子當做典型來宣傳。

　　中國政法大學互聯網金融法律研究院院長李愛君認為，利率不等同于風控，無法代替技術與管理的作用；立法和司法不能完全防范行業給社會穩定帶來的風險，司法和行業監管是互為補充關系。

　　與會嘉賓從行業實踐的角度，分析了大幅降低利率上限的影響。

　　一是金融領域馬太效應繼續擴大。某互聯網銀行高層認為，在客群層面，兩極分化將加劇，低風險人群由于過度授信，反而風險升高；與此同時，80%的長尾客戶得不到服務。

　　二是導致劣幣驅逐良幣，中小機構生存空間承壓。捷信消費金融公司首席財務官王濤稱，中小機構的資金成本、風險成本和運營成本增高，生存空間將進一步擠壓；某城商行高層認為，屆時地下錢莊和黑色信貸更加猖獗，使得借款者與非法放貸者依存更加緊密。

　　三是加劇逃廢債。北京大成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肖颯認為，盡管法律上是“新老劃斷”，但輿論的風向標不可逆，很多人會以此為借口進行訴訟，增加法院壓力。

　　司法實踐分析

　　北京大學法學院博士生導師江溯從司法層面分析，認為以下矛盾或將凸顯：

　　一是加劇非法集資類犯罪。在司法實踐當中，刑法176條的“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和192條的“集資詐騙罪”犯罪量大、案情復雜，占據了很多地方絕大多數司法資源，而其根源就在于社會融資渠道不暢通。如果利息大幅降低，將加劇這類犯罪。

　　二是降低了刑法第175條高利轉貸入罪門檻，擴大打擊范圍。降低融資利率保護上限，也就從邏輯上降低了高利的認定標準，這意味著更多的人會被納入到高利轉貸的打擊范圍之中，這將進一步惡化融資市場經營環境。

　　三是對金融犯罪受害人產生更加不利的影響。更多高利轉貸入罪，將使得金融犯罪的受害人更難從司法追償中獲得賠償。并且，當此類犯罪涉眾時，還易引發群體性事件。

　　建議對利率動態化、差異化、精細化管理

　　與會嘉賓認為，提升普惠金融的可獲得性是一個長期的目標，需要各方共同努力，但根本上還是依賴市場競爭機制，制定政策應慎重，不宜“一刀切”。與會嘉賓提出六大建議：

　　一是利率管理必須是動態的。郭靂認為，無論是LPR的4倍還是24%、36%兩線三區間都會面臨這個問題。兩線三區簡單直觀，易于操作，但靈活性較差，有必要設置調節機制。

　　郭靂引述了毛主席1940年的一段話，“利息不要減少到超過社會經濟借貸關系所許可的程度。”他表示，政策制定是一個博弈的過程，有妥協、有試錯，最終達到平衡，不是非此即彼，更大程度是在一個區間內波動，我們在努力尋求這樣的一個優解。”

　　二是民間借貸利率可以考慮整體適當下調，從用途場景、主體、金額期限、擔保情況、地域習慣等5個因素入手，對利率結構機制進行精細化、差異化管理。

　　郭靂表示，從用途場景上，對生活消費類管制宜嚴，對生產經營貸可以更寬松；從主體上，對自然人管制宜嚴，對組織機構可以寬松；從金額期限上，小額短期利息可以稍高；有擔保時利息可以降低；不同地域隨著情況的差異，利息也可不同。此外，應補齊個人破產制度的短板，重點打擊非法高利轉貸。

　　三是法律與司法解釋要有一定的穩定性。肖颯呼吁，法律要給到市場從業人員較為明確的預期，否則既有的商業模式一旦崩塌，會對從業者及其家庭帶來很大影響。

　　四是加強信用基礎設施的建設，降低信用成本。章峰建議，應促進征信體系更加開放、完整；明確數據共享和使用規范，避免數據壟斷和孤島；進夯實配套法律體系建設，對信用不良者形成有效震懾。

　　五是探索政府直接提供小微信貸產品。某監管部門負責人提出，政府對適宜的信貸服務需求直接提供救助，響應會更快更精準，比如直接經營消費借貸，或者提供低成本借貸服務。

　　六是探索分部門雙重監管機制，加強消費者保護。某監管部門負責人表示，英美都是雙重監管，對信貸提供者進行相分離的行為監管與審慎監管，將兩個可能沖突的職能分成兩個部門去監管，可能會更好地保護消費者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