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業委員會主任、清華大學金融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馬駿在“環境信息披露助力經濟綠色復蘇”研討會暨CDP中國2019年度報告發布會上透露，生態環境部和證監會正在牽頭起草上市公司和發債企業環境信息強制披露的要求，預計今年年底之前會出臺。
他認為，“這將產生巨大、深遠的影響。所有的上市公司、發債企業都會面臨強制披露要求，這對于環境信息透明度、引導資金流向都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雖然2020年已經遭遇了太多變數，但馬駿在介紹國內外綠色金融最新趨勢時稱，即便在新冠疫情影響下，綠色金融工作仍然取得了很多進展。
如，財政部牽頭成立了國家綠色發展基金，規模達到885億；人民銀行等部委發布了新版的《綠色債券支持項目目錄》，剔除了原目錄中清潔煤相關的項目；深圳市發布了《綠色金融條例》征求意見稿，在環境信息強制披露方面取得了很多突破，對金融機構環境信息強制披露提出了更高要求，對于引導綠色投資具有重要的作用。
馬駿希望，中央應該有明確的指引，要求地方在規劃新一輪基建項目中，讓綠色項目比重更高，在創造就業、刺激消費的過程中要充分考慮綠色的元素。對于可能在年底出臺的對上市公司環境信息披露的要求，他預計應該是原則性要求加一些具體要求，一些具體要求可以參照TCFD的標準來設計，建議上市公司早作準備。
8號樓：這次疫情對綠色金融未來的發展會帶來哪些挑戰和機遇？
馬駿：我現在最關注的是咱們搞了一個很大的刺激計劃，財政赤字從去年的2.8%的GDP，上漲到了今年3.6%，還有地方的專項債，還有特別國債等各種安排，刺激力度是非常之大的。應該說跟歷史相比的話，可能是大于歷史上任何一個階段。所以，這些財政資源怎么用法，我覺得應該要做非常認真的分析和規劃。
我是從綠色發展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因為財政的資源相當一部分會用到基礎設施，而基礎設施的項目它會影響今后幾十年的環境和氣候。為什么這樣講呢？比如說你建成一個房子，這個房子在設計過程當中，其實就把未來幾十年的碳足跡給確定了，你的房子設計成啥樣，它以后碳排放的強度就是什么樣的，基礎設施的很多項目也是這樣。
因此，在今后的一兩年當中，我們在規劃和設計這些由財政資源所支持的基礎設施的項目，一定要關注它對環境和氣候的影響，否則的話幾十年以后發現它是負的影響，你要糾正它就來不及了，或者是要花很大的成本。這是一個角度，我是希望看到由政府新一輪刺激計劃所支持的基礎設施項目越來越多的是綠色項目，綠色項目的比重應該比歷史上任何一個階段來得更高。
第二，我們的刺激計劃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用來刺激消費的。刺激消費也應該要支持綠色轉型，轉什么呢？比如汽車，就不應該再去支持燃油車了，應該更多支持電動車，這是一種轉型方式。家電也是重要的消費領域，應該支持節能家電，等等。我們可以考慮把綠色的消費品弄出一個白名單來，這個白名單應該給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刺激消費過程中，作為主要支持對象。
還有，地方政府現在也都很關注創造就業，因為農民工、大學生失業情況都很嚴重，怎么創造更多的就業呢？能不能在創造就業的過程當中同時幫助綠化我們的經濟？現在像歐盟它們都在推綠色就業的一些好的主意，我們也可以借鑒。比如，失業農民工，讓他去植樹造林行不行？你本來就得付他工資，讓他干別的，不一定有環境效益，讓他干這個，就有環境效益。給了農民工錢，不讓他干任何活，他待在家里也是浪費他的人力資本，還不如讓他干一些可以改善環境、應對氣候變化的事情。
在城里面，典型的創造綠色就業的案例是，我們有很多舊房子，舊房子的能耗都很高，都是不綠色的。舊房子改造成綠色的建筑，這個過程當中需要用很多人工，它是勞動密集型的工程，也需要雇人。城里如果有很多人失業的話，能不能讓他們去干這個事？既花了財政刺激的錢，又達到了綠色化的目的。
關于綠色復蘇能否切實落地，關鍵在于新政策的激勵機制是不是到位。比如說國家花了幾萬億的財政刺激的錢，同時能撬動十幾萬億的金融資源。有權力決策這個資源怎么用的人他有沒有綠色偏好，這是最重要的，他如果有綠色偏好的話，他就會更多地把這些資源引導到綠色的產品和項目當中。不是因為綠色產品項目我們不知道，什么是綠色的，什么不是綠色的，我們是知道的，關鍵是配置還是不配置的問題。因此，從中央到地方，決策者在這個過程當中，尤其是綠色復蘇的過程當中，它是最重要的。
我的建議是，中央應該對地方有一個明確的指引，要求地方在推出新一輪的基建項目的過程當中，讓綠色的基建項目占的比重比以前更高，要有明確的要求，要給他KPI，要求他們在創造就業的過程當中要充分考慮綠色的元素，要求他們在刺激消費的過程當中更多地去刺激綠色的消費。
8號樓：證監會可能在今年出臺對上市公司環境信息披露的要求，這項工作進展怎么樣？上市公司需要做哪些準備？
馬駿：這項工作其實起源于2016年的七部委的《綠色金融指導意見》，在“指導意見”當中已經提出了將要對上市公司實行強制性的環境信息披露的要求，后來在2017年七部委指導意見的分工方案當中又明確提出到2020年（今年年底之前）必須要出臺這樣的文件。今天講的這個文件，由生態環保部和證監會牽頭的，它是正在落實已經制定的這個指導意見的要求。
我想今年年底這個文件會出來。文件到底是啥樣子，我參與過一些討論，現在不便透露，預計肯定是原則性加一些具體要求。
如果講原則的話，大家可以參考氣候相關財務信息披露工作組（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TCFD），有這么一套標準，是由FSB在幾年之前向全世界推介的，中國也借鑒這樣的要求。它一般來講會要求企業披露它在可持續綠色方面的戰略、治理、政策、流程等等這些定性的東西，同時要求它披露一些定量的東西。
定量什么呢？比如碳排放，比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排放，比如說COD排放，比如說能耗、水耗等等。所以，我估計未來對上市公司發債企業的要求當中，也會有類似的具體要求，定性和定量的要求。
企業如果還不知道怎么做，應該要趕緊準備，比如把各部門的信息整合起來，還要做各種各樣的計算，必須要有這樣的人力資源來干這個事情。如果沒有的話，可能要雇第三方咨詢公司來幫助建立這樣的能力。
8號樓：上市公司環境信息披露，是否和一般信息披露是同等要求以及同等處罰呢？
馬駿：處罰我不清楚，我是希望會有一些大棒，但是到底什么樣的處罰方式和機制，要看文件。理論上來說是可以有的，你是可以給他一個警示，要求它整改，可以罰款，甚至在極端情況下，如果上市公司有重大問題的話，可以考慮delist（退市）。我覺得更可能還是循序漸進吧。
8號樓：綠色金融除了支持可再生能源替代之外，是否也應幫助化石能源退出或做一些善后工作？
馬駿：非常有意義的一個研究課題，現在還沒有找到非常切實可行的辦法，但我們已經在探索一些思路。舉個例子，能不能發一個債券，這個債券的融資成本相對比較低，比如說只有3%點幾。我們可以用各種辦法來安排，比如說讓金融機構來提供一些比較低成本的融資，讓慈善機構來給一些補貼，甚至政府也可以給點補貼，這樣把融資成本降下來，用低成本去發行債券。所融得的資金干什么？幫助煤電廠提前退役。如果這個煤電廠本來按照設計還有20年壽命，我們有可能通過這個債券發行的融資，把這個煤電廠收購下來，讓它只運行十年就退役，從而減少了十年的碳排放。這是我們現在正在研究的一個綠色金融的解決方案，這個方案有可能可以幫助煤電加速向綠色化轉型。
8號樓：綠色債券的目錄，其實新舊版本有一些變化，您怎么看待這些變化？
馬駿：第一份目錄是2015年由綠金委編制的，那份目錄也是基于當時的實際情況，因為我們國家對治理霧霾是高度關注的，所以把清潔煤炭放在當時的綠色債券目錄里面。清潔煤是一個什么概念呢？用脫硫、脫硝等裝置就可以把PM2.5給降下來，但是它降不了碳。
隨著霧霾治理的決定性勝利，我們的關注度越來越轉向氣候變化，所以氣候變化在國家的戰略當中所占的地位也是不斷在上升，因此也必須關注這些清潔煤所帶來的對氣候的影響。
這次經過很多部門專家的討論，在人民銀行牽頭發的新的綠債目錄的征求意見版當中，就把清潔煤和化石能源的項目全部都去掉了，展示了中國對應對氣候變化關注度的進一步提升，也是往與國際接軌方面邁出了新的一步。
8號樓：“十三五”馬上收官，對于“十四五”有什么建議？
馬駿：“十四五”規劃尤其是在環境規劃領域當中，我曾經提過一個很具體的建議，就是煤炭不能再增加了，從消費、生產這兩個角度都應該是要控制住總量，要讓它能盡快降下來。
為什么這樣講呢？我主要還是從應對氣候變化的需要和如果不這樣做會導致金融風險這些角度來做的判斷。
應對氣候變化，比如說我們做了簽署《巴黎協定》這樣的承諾，就必須要充分地承擔大國責任，讓減排能夠符合《巴黎協定》這么一個全球的共識。
如果繼續大量地投資、生產和消費化石能源的話，很可能這些企業，包括煤炭的礦業企業、煤電的生產企業，最后大部分都會變成壞賬。如果從銀行角度來講，那就是壞賬；如果從股權投資者的角度來講，他可能會損失很多資產的價值。
現在全球有各種各樣的估算，都是在環境風險分析這個大的領域當中，有些機構已經算出來，投資于煤電的這些股權投資者，他損失的資產價值可能會達到70%。那么從貸款的角度來講，有一些國際機構算出來，未來幾年、十年當中會有四倍的不良率增長。這些都已經是逐步形成全球共識的問題和風險，必須要在“十四五”規劃當中有充分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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