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和國家發改委在聯合新聞發布會上透露,將大幅降低民間借貸利率司法保護上限。

　　時隔近一個月，作為中國民間借貸最發達地區之一的溫州，情況如何？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了一些溫州民間職業放貸人，相對于P2P平臺和地方小貸公司等機構普遍反映現在在法院立案難、執行難，導致催收難度極大，回款數額不高的情況而言，溫州區域個人對個人的民間借貸受到的影響并不大。

　　一位溫州地區資深民間借貸人士8月13日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私人之間的民間借貸，最高限對他們來說根本沒有意義，影響可以說是零，因為他們都是口頭約定的，借款合同上甚至都不填利率，現在市場上年化高達60%、70%甚至100%的都很多。”

　　在他看來，“只有參與賭博的人員，還有瀕臨破產的企業主才會去借這么高利率的錢周轉，這往往會成為壓死他們的最后一根稻草。正常人不會的。這種情況下，賭徒比快破產的企業主償還率還要高，但基本上也是十出九不歸。”

　　“其實相對最高法，各類在線貸款機構對我們的沖擊反而更大，首先客戶還款壓力變大，對我們的利息和費用就會滯后；其次他們對客戶的資質審核和要求比我們更寬松，這會增加客戶的整體負債。如果我們挑客戶的話，在各類在線貸款機構貸過款的客戶基本上是不要的。”一位上海地區的民間借貸人士表示。

　　不過，資深債務專家樓克佳8月13日則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降低上限真的對民間借貸打擊很大,據我所知很多人都不想從事這個行業了。以前民間借貸一直規范不起來，現在又太緊,不論是利息上限,還是職業放貸人限制放貸的次數、金額，還有利息收入需要繳稅等。”

　　資深民間借貸人：影響不大

　　民間借貸利率管制自古有之。

　　比如明清時期，管制利率最高不能超過三分，超過就按刑法處理。最高人民法院最早于上世紀50年代初對民間借貸的批復確定了四倍利率的做法。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頒布了《關于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繼續沿用該做法。2015年出臺的司法解釋則設定了24%的司法保護上線和36%的無效上線。

　　但在7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和國家發改委聯合發布了《關于為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供司法服務和保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明確將大幅度降低民間借貸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堅決否定高利轉貸行為、違法放貸行為的效力。

　　這意味著通過24%和36%兩道“紅線”將民間借貸利率劃分為“兩線三區”的做法或將成為歷史。按照相關征求意見稿，或將直接劃定一個民間借貸司法保護上限，具體按照央行每月20日發布的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的四倍為標準。

　　不過一位溫州地區的資深民間借貸人士8月13日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從實際操作來考慮，這對行業整體影響不大，以典當行為例，大部分借貸都有抵押物，所以年化利率通常不超過18%。超過限高的都是金額較小的債務，這種情況下行業慣例通常是增加評估費和月綜合管理費來達到需求的收益。

　　樓克佳稱，其實突破最高限的需求都來自創業失敗、賭博、被詐騙走投無路的群體，“正常生意人怎么能承受如此高的利息？這些人群都是在大多數正常渠道都借過了借不到才去借這種高息貸款的，根據我十余年的催收經驗來看,償還率不到50%。”

　　民間借貸原本即在灰色地帶，不過下調最高利率上限影響也依然可見。

　　溫州商學院金融貿易學院副院長楊福明教授8月13日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民間借貸中，利率較高且突破法定界限的主要是“過橋貸款”。在銀行以發放短期貸款為主的條件下，這類貸款對小微企業屬于剛需。

　　“若最高人民法院調低法定利率界限，對民間的過橋貸款會產生不利影響，有可能加劇小微企業融資難。因為這類貸款的放貸者，會由于法律紅線而收縮放款或不貸，不僅導致小微企業過橋融資更難，還可能加劇融資貴問題。“楊福明表示。

　　7月溫州民間借貸綜合利率略超“新標”

　　在上世紀90年代末，“溫州模式”興起，溫州涌起了遍地的中小企業和家庭式作坊，和當時蘇南模式的集體經濟，與注重利用外資的廣東模式有著鮮明的區別。溫州政府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之中，對民間經濟持相對包容和“開放”的態度。

　　這也直接促使了溫州成為民間資金充裕、民間金融活躍的民間資本之都，作為國家層面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溫州在規范民間借貸方面也做了諸多探索。

　　楊福明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規范民間金融是溫州金融綜合改革的主要特點之一，從目前來看，是有效的。實施民間借貸登記制度以后，溫州沒有再發生集中性的民間借貸風險，法院的民間借貸案件也在減少。

　　根據2020年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工作報告，2019年溫州市法院新收民間借貸案件為18311件，收案標的額143億元，同比分別下降了20.4%和5.8%。

　　來自溫州市金融辦的最新監測數據顯示：今年7月份，溫州民間融資綜合利率指數為16.12%（相當于月息1分34），同比上升0.22個百分點，環比上升1個百分點，以上數據來自溫州426個監測點。

　　從融資金額結構看，交易總金額同比環比均有上升，總筆數同比上升環比下降。對所有監測點的交易量進行統計，7月份交易金額219031.6萬,交易筆數5165筆；同比交易金額上升15.6%,交易筆數上升12.67%。從融資金額結構看，7月份小額融資（100萬元以下）金額占比為28.65%，中額融資（大于等于100萬元且小于500萬元）金額占比為23.96%，大額融資（大于等于500萬元）金額占比為47.39%。

　　此外，融資擔保方式看，以保證和信用為主。7月份融資用于投資、生產經營、資金周轉的比重分別為1.4%、35.44%和63.16%，其中周轉融資比重同比上升8.87個百分點。

　　不過，按照2020年7月20日公布的1年期LPR 3.85%計算，如果民間借貸利率保護上限為一年期LPR的4倍，則意味最高不超過15.4%，較現在的24%大幅下降，也意味著當前溫州民間借貸綜合利率略有超標。

　　民間借貸人利益又如何保護？

　　那么在動議下調民間借貸利率最高限保護借款人的同時，又如何保護民間借貸人的利益？

　　中國銀行法學會理事肖颯8月14日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對民間借貸案件還是要立案，不能剝奪出借人的訴權。如果能夠證明簽訂借貸合同時是自愿而非強迫，還是要敢于支持原告的勝訴權。

　　“在新司法解釋下發之前，現在原則上按照現有司法保護上限24%、36%處理，如果新司法解釋下發，可以再按照新規定下浮至12%、24%。不能姑息惡意逃廢債，必要時轉到公安機關進行嚴厲打擊。“肖颯表示。

　　此前一段時期，《放貸人條例》征求意見稿還在放貸人群體中流傳，其時民間放貸人還以為民間放貸將能被吸納為一種特殊的金融形式。但在去年這種合法化趨勢戛然而止。

　　最高院、最高檢、公安部和司法部于2019年10月21日聯合下發且在該日開始施行的《關于辦理非法放貸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規定，民間放貸利息超過利率上限，則可直接認定為刑法第225條非法經營罪。但或許因為在國內民間放貸已延續千年歷史，2019年11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旗下《人民法院報》發布的《理解與適用》，特別明確了時間效力問題，2019年10月21日前非法放貸，不以非法經營罪定罪。

　　雖然不會因為放貸而判刑，但民間放貸的民事立案卻在司法解釋前后基本被杜絕。而在過去，民間放貸一度是被司法保護的。比如在2012年，最高院有批復“高利放貸不宜按照非法經營罪處理”，也就意味著民間放貸行為在彼時起碼不是犯罪行為。

　　最高利率對標四倍LPR，意味著民間借貸人合法空間隨之收窄。

　　事實上，略早前的7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全國法院審理債券糾紛案件座談會紀要》中即首次出現了LPR，提到在債券欺詐發行和虛假陳述的損失計算中引入了LPR。因此有專家認為，最高法院對民間借貸的司法保護上限或也應該與LPR掛鉤。

　　而大幅降低民間借貸利率司法保護上限的一個背景是實體經濟所創造的利潤日漸微薄，而且這也只是促進金融和民間資本為實體經濟服務“工具箱”中的一種工具，《意見》還提出了多種舉措。

　　比如，《意見》提出，依法認定融資租賃、保理、所有權保留等具有擔保功能的非典型擔保合同的效力。

　　同時，《意見》還提出，規范、遏制國有企業貸款通道業務，引導其回歸實體經濟。大量的資金以極低的價格流入了國企和央企，這些企業轉手就可獲得幾乎無風險的利差收益。

　　在今年這種套利的狀況更為明顯。一位股份行公司部負責人8月13日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今年以來由于疫情影響，國家要求金融讓利1.5萬億，銀行對企業的讓利力度在加大，一些大型企業完全可以無風險套利，比如說他們發債成本只有1.7%，就算不轉貸給其他企業，就存到銀行也有3%-4%的理財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