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借貸利率“新紅線”劃定！8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舉行新聞發布會并發布新規，界定民間借貸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為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的4倍，與此前“以24%和36%為基準的兩線三區”的規定相比，保護上限大幅降低。

　　根據最新LPR報價計算，當前司法保護上限為15.4%。對于利率保護上限大幅下調的原因，最高院稱，這將利于規范民間借貸活動、確保民間借貸平穩健康發展、推動利率市場化改革、統一司法裁判標準等。還需注意的是，接受第一財經采訪的多位業內人士表示，修訂后的《規定》雖然限定的是民間借貸最高利率，但仍將影響借貸體系內的不少金融機構。

　　大幅降低借貸利率上限

　　8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發布新修訂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下稱《規定》），備受市場關注，此時距離原《規定》發布剛好過去五年。

　　一直以來，民間借貸作為多層次信貸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借助形式靈活、手續簡便、融資快捷等特點，滿足了社會多元化融資需求，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中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

　　修改后的《規定》，對民間借貸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進行了調整，即以中國人民銀行授權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每月20日發布的一年期LPR的4倍為標準，確定民間借貸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取代原《規定》中“以24%和36%為基準的兩線三區”的規定。

　　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副部級專職委員賀小榮稱，民間借貸的利率是民間借貸合同中的核心要素，也是當事人意思自治與國家干預的重要邊界。大幅度降低民間借貸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將促進民間借貸利率逐步與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水平相適應。

　　以2020年7月20日發布的一年期LPR利率3.85%的4倍計算為例，民間借貸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為15.4%，和此前的24%和36%相比，有較大幅度的下降。

　　對于下調的原因，最高院稱，一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民間借貸與中小微企業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降低中小微企業的融資成本，引導整體市場利率下行，是當前恢復經濟和保市場主體的重要舉措；二是規范民間借貸活動的客觀需要；三是確保民間借貸平穩健康發展的需要；四是推動利率市場化改革的必然要求；五是統一司法裁判標準的現實需求。

　　其中，在規范民間借貸活動方面，賀小榮稱，民間借貸的利率本屬于當事人意思自治的范疇，借貸雙方是否約定利息、約定多少利息，均應本著自愿原則并通過借款合同來完成。如果當事人約定的利息過高，不僅導致債務人履約不能，還可能引發其他社會問題和道德風險，所以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設置了利率保護的上限。因此，大幅度降低民間借貸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對于引導、規范民間借貸行為具有重要意義。

　　中關村互聯網金融研究院首席研究員董希淼也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司法實踐中對民間利率上限的設定由來已久，需要看到，民間借貸在緩解小微企業和居民個人融資難的同時，的確存在粗放、無序等問題，特別是近年來，一些P2P網貸平臺侵害了消費者合法權益，影響了金融穩定和社會穩定。因此，在短期內，設定民間借貸利率上限仍有意義。

　　另在推動利率市場化改革方面，賀小榮表示，理想的利率標準應當由市場來自發形成。隨著互聯網技術的快速發展和我國征信體系的不斷完善，全社會的融資成本必然會逐步下降，民間借貸的利率也將伴隨著國家普惠金融的拓展而逐步趨于穩定。因此，過高的利率保護上限不利于營造利率市場化改革的外部環境，也不符合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方向。

　　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黃益平也稱，適度下調法律保護利率水平符合近年來不斷降低社會融資成本的政策大方向。近年來，在監管部門的支持下，小微企業貸款平均利率顯著下降。適度下調法律保護利率，可以進一步引導民間借貸利率下行。

　　“過去半年來，新冠疫情嚴重沖擊經濟，小微企業的經營狀況尤其困難，如果能降低民間借貸的融資成本，既能支持小微企業活下去，也有助于就業、經濟與社會的穩定。”黃益平說。

　　不過，還需注意的是，民間借貸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也不是越低越好。長期以來，關于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一直是社會各界討論民間借貸問題時爭論的焦點。利率保護上限過高不僅達不到保護借款人的目的，且存在信用風險和道德風險；但利率保護上限過低也可能會產生不利影響。

　　賀小榮舉例稱，比如，借款人在市場上得不到足夠的信貸，信貸供給出現緊缺，加劇資金供需緊張關系；民間借貸從地上轉向地下，地下錢莊、影子銀行可能更為活躍；為補償法律風險的成本，民間借貸的實際利率可能進一步走高。

　　“因此，將民間借貸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維持在相對合理的范圍之內，是吸收社會各界意見后形成的最大公約數，更加符合當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 賀小榮進一步強調。

　　對銀行、小貸、助貸等機構影響幾何

　　在不少業內人士看來，修訂后的《規定》雖然限定的是民間借貸最高利率，但仍將影響借貸體系內的不少金融機構。

　　蘇寧金融研究院副院長薛洪言對第一財經表示，最高法下調民間借貸利率，是基于下調實體經濟融資成本、激活市場主體活力的大局和邏輯，這個大局和邏輯同樣適用于持牌金融機構，可以預計，民間借貸利率下調之后，持牌金融機構利率可能也將面臨很大的下調壓力。

　　據了解，由于銀行、消費金融公司屬于持牌金融機構，其發放的貸款利率并不在這次《規定》的管轄范圍之內。目前，監管機構未對持牌機構有明確的利率上限限制。“但是，如果持牌機構借助司法系統進行糾紛處置，司法大多數會借鑒民間借貸司法保護上限的規定，因此最高法的利率上限管制也會對持牌金融機構的放貸利率產生較大影響。” 西南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數字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陳文對記者說。

　　董希淼也告訴記者，雖然關于民間借貸的司法解釋只適用于民間借貸行為，不適用包括商業銀行、消費金融公司等金融機構，但在實踐中，部分地方法院也以民間借貸利率司法保護上限來約束金融機構的信貸行為，從而造成利率上限管制政策的“雙軌制”。其結果是，不同的各級法院立場、裁判不一，給金融機構帶來困擾。

　　另外對于小貸機構，目前是否適用民間借貸利率上限在法律層面還存在爭議，自2005年央行開啟小貸公司試點以來，小額貸款公司的監管身份一直不明，并沒有納入發放金融業務許可證的范疇，而是交由地方金融辦（局）負責監管。

　　至于聯合貸款、助貸業務監管，在董希淼看來，并不屬于此次關于民間借貸利率的司法解釋調整范圍。此前，中國銀保監會曾公布《商業銀行互聯網貸款管理暫行辦法》，對聯合貸款、助貸業務持開放包容的態度，有助于金融科技企業依法合規開展業務，助推金融機構加快數字化轉型。

　　不過，當前為了確保合規，銀行已經開始審慎要求助貸機構控制借款人的息費總成本。陳文說道：“在民間借貸利率司法保護上限下調的過程中，必然會導致銀行部門對于合作助貸機構要求的息費總成本控制線下調，部分超限助貸機構可能被剔除銀行白名單。”

　　可以預見的是，一旦利率定價大幅下調，將對“高進高出”的商業模式產生明顯擠出效應，一些不能迅速壓降綜合成本的貸款機構將被快速淘汰出局。

　　另從對借款人的影響上看，薛洪言還對記者表示，小微企業所受影響有限，因為低息發放小微貸款是銀行的硬指標；相比之下，針對個人的高息現金貸業務會受到明顯沖擊，相當大一個群體會被擠出借款市場。

　　除了利率，新規還有這些變化

　　據賀小榮介紹，《規定》的修訂還包括依法確認和保護民間借貸合同效力。

　　據介紹，在前期調研和征求意見的過程中，社會各界對于以“民間借貸”為名，未經金融監管部門批準而面向社會公眾發放貸款的行為意見較大，此類行為容易與“套路貸”“校園貸”交織在一起，嚴重影響地方的金融秩序和社會穩定。

　　由此，最高人民法院在人民法院認定借貸合同無效的五種情形中增加了一種，即第十四條第三項“未依法取得放貸資格的出借人，以營利為目的向社會不特定對象提供借款的”應當認定無效，這意味著最高院對職業放貸行為作出了限定。

　　此外，在與民營企業家和個體工商戶座談時，多數代表建議要嚴格限制轉貸行為，即有的企業從銀行貸款后再轉貸，特別是少數國有企業從銀行獲得貸款后轉手從事貸款通道業務，違背了金融服務實體的價值導向。

　　對此，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決定對原司法解釋第十四條第一項“套取金融機構信貸資金又高利轉貸給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應當知道的”合同無效情形，修改為《規定》第十四條第一項“套取金融機構貸款轉貸的”，進一步強化了司法助推金融服務實體的鮮明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