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銀行是“地方小型銀行”？筆者在本文中將中小銀行里的“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和 “頭部城商行（如北京、上海、南京、寧波等城商行）”排除在外（可將其認為是中型銀行），將尚未實現實質性跨省運營的銀行類機構法人（含城商行、農商行、村鎮行、信用社等，不包括微眾、網商等互聯網民營銀行）稱作“地方小型銀行”進行論述。
筆者認為，地方小型銀行當前的發展面臨問題是較多的：
最高效的增量創造來源于規模增長，但受限較多且已進入瓶頸。銀行業屬于基礎類金融機構，盈利表現主要取決于存貸息差的現象將長期不會改變，而利息收入的主要貢獻者是對公信貸、對數字化轉型敏感度較低，規模增長才是其發展增量的最主要來源�？v觀招商、興業、包括恒豐這種由地方小型銀行成長為全國性商業銀行的發展歷程，對其發展增量貢獻最大的并不是科技賦能或差異化經營，主要還是通過不斷的“攻城略地”，憑借規模擴張將傳統銀行業務拓展到更多更廣的區域。但這條策略對地方小型銀行并不適用，其中政策上的原因是主要的。因此，在將原有的“疆土”開拓完畢后，發展瓶頸就懸擺在眼前，今后的增量創造更多是依靠于地方經濟的量變與質變，以及作為貨幣經營機構從國家M2投放提速中受益。
小型銀行為差異化經營而生，卻不放棄與大中型銀行的競爭。這種現象同時也映襯了銀行業同質化服務問題的尖銳。各地組建小型銀行時的初心之一是為了支持當地的中小微，由此來增加國內多層次的金融供給、填補大型金融機構無暇顧及的市場空缺、共同構建差異化的廣覆蓋金融體系也是政策端的號召。但當看到一個非發達地區的縣城農商行也熱衷于給當地城投公司做業務的時候，就說明差異化經營的初心并不堅定。但這其實也是無可厚非的，一方面是風險與收益的偏好使然，一方面也可能存在某些非市場化因素的撮合作用。但結果一是擠占了小型銀行更為有限的金融資源，二是為自身迎來了更具難度的經營問題：在與大中型銀行競爭優質客戶的時候，同質化服務問題既是其敢于挑戰的底氣，也是其經營發展負擔的重要來源。
金融科技近年來被頻頻提起，但受制于客戶基數與滲透程度而并未起到顯著賦能作用。發展金融科技類似于創造金融生態，但用戶大眾并不需要那么多的金融生態。小型銀行里將金融科技的賦能作用發揮到極致的應該是微眾和網商這兩家，借助微信與支付寶兩大移動應用平臺，其在客戶獲取與客戶滲透方面的優勢甚至是全國性商業銀行難以比擬的，由此導致前者在經營上的獲客成本與風控成本非常之低。而這些對地方小型銀行來說是難以實現的，所以差異只會越來越大。金融科技可以讓微眾和網商這樣的互聯網銀行前景不可限量，可以讓“中農工建交”和“招興浦信民”這樣的全國性商業銀行發展如虎添翼，但在地方小型銀行身上卻是不甚理想：更多意義在于提升客戶體驗減少客戶流失、以及提高信息管理水平，在營銷獲客等創造增量目標上助力有限，在風險管理等核心經營問題上收效甚微。
資產質量等實際經營狀況透明度不夠，不良率等指標存在技術性美化因素。根據銀保監會統計各家銀行披露信息后所發布的合并數據，截至2019年末，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為2.41萬億元，不良貸款率為1.86%。筆者個人認為實際情況會差于公開數據。用一極端事件舉例，目前被監管機構接管的包商銀行在2015年12月發行二級資本債時，由中信證券(600030,股吧)結合大公評級等中介機構出具的《募集說明書》中表述: 該行不良貸款率為1.60％，撥備覆蓋率168.86％，資本充足率10.82％。然而當專案調查組于一年半后介入相關案件時，發現該行自2005年以來積累的大股東占款就超過1500億元，逾期欠息、資不抵債等現象由來已久。后來同樣曝出問題的恒豐、錦州等銀行也出現過類似情況。進入2020年以來出現了IPO活躍期，但商業銀行的上市進程相比前兩年卻明顯遇冷，這其中或許存在行業性負面事件的影響，導致了監管層對銀行業真實資產質量趨嚴的關注。
風險控制主要依靠貸前審查，管理能力相比大中型銀行存在顯著差距。小型銀行的風控手段主要體現在事前，但對借款人放款之后就變得較為被動，事中和事后甚至存在流于形式的現象。近年來一些大型民企“暴雷”事件時有發生，若留意觀察會發現其背后存在不少小型銀行的身影。安邦保險、安信信托(600816,股吧)、海航集團、康美藥業等公司的相關事件均有此類現象，與之合作的一些小型銀行或因對其投入資金而“踩雷”，或如包商銀行一般存在被惡意控制的可能性�？墒獠恢�，這些小型銀行一開始對上述大公司的合作態度或許是主動的、歡迎的、甚至是慶幸的，并因此放松了風控方面的警惕。對大客戶始終懷有傾慕之心本無對錯，但風險管理方面的薄弱從中卻可見一斑�；叵肫鹪�2017年，招商銀行(600036,股吧)早于一眾債權人率先對樂視系發難并凍結資產，其風控手段之強勁著實讓一些小型銀行難以望其項背。
不良資產化解缺乏有效手段，歷史遺留問題積累影響到可持續發展。銀行業不良資產處置問題一直以來都是相當棘手的難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最成功的不良資產處置案例是：組建四大AMC處置中農工建四大行的不良資產，但難以回避的是，特定歷史時期的通貨膨脹、基建與房地產行業的繁榮這些外部因素在其中起到了關鍵性作用。近年來，資產管理公司被加強監管，銀保監會153號文《關于加強地方資產管理公司監督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確指出“不得以任何形式幫助金融企業虛假出表掩蓋不良資產”。資管新規等政策促使小型銀行主動收縮業務在一定程度上又加速了不良資產的產生。不良資產化解速度相對緩慢，導致歷史遺留問題積累，極端者甚至威脅到了可持續經營問題。近年有多家小型銀行出臺了資本補充計劃，這其中或許就存在為了維持可持續發展而催生的被動考慮。但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上市銀行還是非上市銀行，通過定向增發補充核心資本的方式幾乎都是折價發行，包括一些業績數據表現不錯的上市銀行。這種現象也許透露出，投資者對其資產質量或者發展前景的不確定。
法人治理結構表面上基本健全，但真實的公司治理水平有待持續提升。仍以包商銀行舉例，其接管組組長周學東曾發表文章稱：該行公司治理最突出的特點是“形似而神不至”，表面上看有著完善的公司治理結構且各項規章制度一應俱全，但實際上有的只是形式上的公司治理框架。“大股東控制”和“內部人控制”兩大頑癥同時出現，監管捕獲、貪腐瀆職，導致形式上的公司治理架構和機制基本失靈，給各類違法違規和舞弊行為提供了滋生土壤。黨的領導缺失，黨委主要負責人附庸于大股東并演化為內部控制人，總行黨委、紀委的作用被嚴重弱化，所謂“黨的核心作用”，早已被“董事長的核心作用”取代。筆者個人認為，包商銀行的情況可能不是個例，所以真實的公司治理水平著實有待持續提升。
以上是筆者對地方小型銀行發展面臨問題的個人看法，鑒于以上問題，筆者同時思考了潛在對策以及個人猜想：
在發展面臨問題方面，筆者認為：大量地方小型銀行當前的發展瓶頸是難以打破的。原本差異化經營不徹底的顧慮主要系因風險的難掌控與收益的不匹配，本能的倒逼其參與到與大中型銀行的同質化競爭中去搶奪更優質客戶，并因此快速消耗了有限的金融資源，而這些問題都不是金融科技能有效解決的；解決地方小型銀行發展面臨問題的方法之一可以是兼并重組，以此來降低以獲客成本、內控成本為主的經營成本，并讓以不良資產為主的經營問題在更大規模的金融資產鋪墊下得到一定程度的緩釋，同時合并后增強綜合競爭力也有助于促進其進一步爭奪市場資源和資本補充；但兼并重組策略有可能與高層政策存在一定的沖突點，因為這有可能會導致金融市場供給端產能的減少，也有可能會導致對以中小微為主的弱勢融資群體準入門檻的上升。在國家高度重視扶持民營經濟與打通內循環經濟的宏觀背景下，銀行業的兼并重組就更需要慎重決策。
關于金融科技的猜想：當金融科技發展到足夠發達的那天，當借款人的主要經濟行為可以被技術手段充分掌握并分析的時候，銀行業或許會被重構。有可能會像芯片制造業那樣，從一開始的全方位全流程掌控、轉型到現在的設計與制造分工，會像誕生臺積電那般專業做代工的外包商一樣，在銀行業出現專門做獲客與風控的科技外包商，而且這種外包商也會像芯片行業一樣出現寡頭現象。到那時，小型銀行或許已完全轉化為一個資金供給方的角色。事實上，如微眾銀行發放的“微粒貸”貸款中，有80%的貸款資金來源自合作的商業銀行，可以說是已經具備了這一雛形。
（作者為某省國有投資公司投資部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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