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消息稱，相關監管部門要求各地消費金融公司、銀行等金融機構要將個人貸款利率全面控制在24%以內。對此，有消費金融公司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基本上是口頭指導，沒有發文，有一定的過渡期。”

　　有業內人士告訴記者，“聽說監管找了各家機構征詢意見，大家接受程度不一。有機構表示可以，也有機構認為有難度。因為控制在24%以內還要將逾期罰款計算在內，對于一些機構來說可能比較難。調整需要一定的時間。”

　　不過，也有一些消費金融公司表示并未收到相關窗口指導。

　　利率不超24%，仍有盈利空間

　　去年8月20日，最高法發布新修訂的《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下稱《規定》），大幅度降低民間借貸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以LPR的4倍為標準確定民間借貸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取代原“以24%和36%為基準的兩線三區”的規定。以最新一年期LPR報價3.85%計算，民間借貸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為15.4%。

　　雖然持牌金融機構不屬于民間借貸范疇之內，但貸款利率下行已成趨勢。零壹研究院院長于百程表示，消費金融公司因為服務客群更加下沉，資金成本也高，因此在借貸產品的年化利率上比銀行要高，此前最高基本都在IRR36%以內，不少已控制在IRR24%以內，并且呈現不斷下行的狀態。

　　3月31日，央行發文要求所有貸款機構，包括合作互聯網平臺均需要明示貸款年化利率，并且首次明確了貸款年化利率的計算方式。據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不完全統計，28家持牌的消費金融公司的公示利率大多集中在單利10%～24%的區間內。

　　窗口指導會對消費金融公司產生何種影響？

　　復旦大學金融研究院兼職研究員董希淼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包括商業銀行和消費金融機構在內的大多數正規金融機構的貸款利率是在24%以內的，符合窗口指導的要求，對于這部分機構來說影響不大。但也有少數的商業銀行和消費金融公司的部分業務存在超過24%的貸款，這些機構還需要繼續整改。從行業來看，對一些發展比較規范、利率適中、定價合理的金融機構反而是利好，預計各機構對優質客戶對爭奪將更激烈。

　　資金成本是消費金融公司的主要成本之一。消費金融公司資金渠道主要包括同業拆借、股東存款、銀團貸款、資產證券化（ABS）和金融債。銀行系消費金融公司可憑借其母行信用優勢在同業市場上獲得低成本資金，資金成本優勢較為明顯。不同消費金融公司在不同銀行獲取的資金價格也有所不同，大概在4%-10%的區間。董希淼認為，對于機構來說，貸款利率控制在24%之內，仍然有一定的盈利空間。高利率覆蓋高成本的做法不可持續，金融機構應邁向精細化管理的新階段，控成本、降利率。

　　多舉措控成本，邁向精細化管理

　　值得關注的是，窗口指導中所提到的貸款利率不超過24%是綜合利率的概念，即包括罰息、違約金等費用計算后不超過24%的紅線。在董希淼看來，“這是就為了防止通過收取各類明目繁多的費用，變相突破利率上限。”

　　于百程表示，在貸款利率不斷規范的背景下，消費金融公司對利率全面控制在24%以內的要求是有所預期的。不過，消費金融公司目標客戶主要為年輕消費者，這部分群體的不良貸款率高于傳統金融機構，因此產品和利率調整并不輕松，過程也應該是漸進的。

　　對于金融機構來說，如何才能控制、降低成本？

　　于百程表示，市場貸款利率的形成，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包括客戶群，融資成本，風控成本，技術能力等，為了使得更多客群能夠享受到低利率的貸款服務，一方面金融機構方要不斷優化業務降本增效，另一方面監管方在征信基礎設施，融資便利等方面也可以給與機構更多支持。

　　事實上，金融機構除資金成本外，還包括獲客成本、人員成本、運營成本，覆蓋不良等。其中，獲客成本是一筆不菲的支出。部分機構獲客能力不足依賴于買流量，流量獲客質量參差不齊，利用高利率為覆蓋高成本。董希淼認為，這類高成本業務應當壓縮，壓降該降的成本，邁向精細化管理。

　　7月8日，銀保監會消保局局長郭武平在銀保監會新聞發布會上指出，“大型互聯網平臺向金融機構收取導客引流費或者信息服務費，推高了融資成本。有的案例里面大型互聯網平臺導客引流費或者信息服務費大概是6%、7%，實際上銀行的貸款利率是4%、5%，所以整個實體經濟和企業的融資成本里面，大型互聯網平臺占了很大一塊。除了這個之外，還有一些提供風險緩釋措施的市場主體又是6、7個點。減費讓利既要在銀行這端，同時要加大對大型互聯網平臺等市場主體在收費方面的監管力度。”

　　董希淼指出，應多管齊下、降低成本。在監管政策支持上，可進一步厘清政策標準、要求和規范，在合理范圍內削減消費金融公司開展普惠服務的各類剛性成本。主要涉及三個方面的“降成本”：一是降低融資成本厘清消費金融公司同業借款的債權資產屬性，取消其在同業借款中的非標準化債權資產認定，從源頭上降低融資成本；二是降低征信成本，征信管理部門在成本可覆蓋的基礎上，進一步整合降低金融機構查詢征信數據費用，間接降低征信管理成本；三是降低流量成本，有效規范互聯網平臺與金融機構合作的流量分發模式和分潤方式，進一步約束高企的流量成本，防范“多頭借貸”風險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