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日，央行行長易綱行長在“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上的訪談時表示，今年以來，得益于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以及我們近年來堅持實施常態化貨幣政策，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相對穩定，對美元有所貶值，但對其他主要貨幣有所升值。

　　他指出，我們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未來，我們將堅持市場在匯率形成中的決定性作用。人民幣匯率將繼續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穩定，人民幣幣值和購買力將保持穩定。

　　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浮動匯率制度可以分為自由浮動匯率制度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兩種。

　　自由浮動匯率制度是指貨幣當局對外匯市場很少干預，匯率隨市場供求變化。這種制度的缺點是名義（和實際）匯率的大幅波動可能扭曲資源配置，匯率的隨機性和通貨膨脹偏向較大。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則是指貨幣當局通過各種措施和手段對外匯市場進行干預，以使匯率向有利于本國經濟發展的方向變化。值得一提的是，貨幣當局雖然干預外匯市場，但不捍衛任何確定的平價，干預的頻率根據匯率目標而定。

　　我國實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根據央行官網資料，人民幣匯率制度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匯率浮動，發揮匯率的價格信號作用；二是根據經常項目主要是貿易平衡狀況動態調節匯率浮動幅度，發揮“有管理”的優勢；三是參考一籃子貨幣，即從一籃子貨幣的角度看匯率，不片面地關注人民幣與某個單一貨幣的雙邊匯率。

　　需要指出的是，參考“一籃子貨幣”與盯住“一籃子貨幣”有所區別。其中，“盯住一籃子”實際上還是固定匯率，而“參考一籃子”則是聯系多種貨幣、同時依據市場供求關系形成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盯住一籃子”用一個明確的規則代替央行對匯率的任意干預，從而能迅速穩定匯率預期，但同時喪失了貨幣當局調節匯率的主動權；而“參考一籃子”保留了貨幣當局對調節匯率的主動權和控制力。

　　幾種較為常見的匯率調控工具

　　據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梳理，我國在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時，較為常見的調控工具包括金融機構外匯存款準備金率、遠期售匯業務的外匯風險準備金率、跨境融資宏觀審慎調節參數、逆周期因子等。

　　1、金融機構外匯存款準備金率。

　　外匯存款準備金率是金融機構交給中國人民銀行的外匯存款準備金與吸收外匯存款的比率。外匯存款準備金是金融機構按照規定，將吸收的外匯存款按照一定的比例交給中國人民銀行進行存儲的存款。

　　當人民幣大幅升值時，可以上調外匯存款準備金率，相當于回收外匯流動性，減少外幣供給，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當人民幣大幅貶值時，可以下調外匯存款準備金率，相當于釋放外匯流動性，增加外幣供給，緩解人民幣貶值壓力。

　　2、遠期售匯業務的外匯風險準備金率。

　　遠期售匯業務是銀行對企業提供的一種匯率避險衍生產品。企業通過遠期購匯能在一定程度上規避未來匯率風險，但由于企業并不立刻購匯，而銀行相應需要在即期市場購入外匯，這會影響即期匯率，進而又會影響企業的遠期購匯行為。這種順周期行為易演變成“羊群效應”。

　　外匯風險準備金率屬于逆周期調節工具，被業內視為外匯市場“自動穩定器”的工具。它本質上是一種價格手段，即通過影響匯率遠期價格，調節遠期購匯行為。一般來說，當人民幣貶值預期較強時，上調外匯風險準備金率；當人民幣升值預期較強時，下調外匯風險準備金率。截至目前，央行已經四次調整外匯風險準備金率。

　　3、跨境融資宏觀審慎調節參數。

　　2016年，央行在全國實施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管理，該政策構建了基于微觀主體資本或凈資產的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約束機制，對本外幣跨境融資實行一體化管理。同時，具有逆周期調節、總量與結構調控并重等特點。六年時間以來，央行對跨境融資宏觀審慎調節參數至少有過四次調整，時間段集中在2020年-2022年。

　　簡單來說，在人民幣匯率過快升值背景下，下調跨境融資宏觀審慎調節參數有助于調控資本流入，降低企業匯率風險；在人民幣匯率過快貶值背景下，上調跨境融資宏觀審慎調節參數有助于企業擴大融資、更好地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

　　4、逆周期因子

　　2017年5月，為了適度對沖市場情緒的順周期波動，外匯市場自律機制核心成員基于市場化原則將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報價模型由原來的“收盤價+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化”調整為“收盤價+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化+逆周期因子”。

　　在中間價報價模型中引入“逆周期因子”，可通過校正外匯市場的順周期性，在一定程度上將市場供求還原至與經濟基本面相符的合理水平，從而更加充分地發揮市場供求在匯率形成中的決定性作用，防止人民幣匯率單方面出現超調。五年以來，逆周期因子分別在2017年5月、2018年1月、2018年8月、2020年10月經歷了引入、恢復中性、重啟、淡出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