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濟從未如此復雜，內因外因的變化和相互作用從未如此超出預期。不確定性是主線，確定性是間奏，變化成為全球經濟體系的‘元敘事’，并帶來多元化超大數量的可能性和動態演化的結構組合”，交通銀行黨委副書記、行長劉珺在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發展論壇上表示。
11月26日，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發展論壇在上海舉行，本次論壇由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主辦，中央廣播電視總臺上海總站、上海市徐匯區人民政府以及上海市金融學會聯合主辦。
全球經濟的四重復雜性
劉珺解釋道，復雜性之一在于，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的作用重塑第四次產業革命，全要素生產力中技術要素成為生產力提升的重中之重，并且經濟結構的復雜性和精確性要求前所未有。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以前的所有工業革命，資本是最重要的生產要素。誰掌握資本，誰就有話語權。而隨著資本交棒給科技，下一步科技的話語權就會上升。以數字經濟為代表的第四次產業革命，即便不是對此前三次工業革命的全然質變，一定也是“量變”與“質變”兼而有之，且質變趨于顯著，經濟也進入了全新范式。
復雜性之二在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疊加“百年未遇之大疫情”，“雙百年”的歷史縱深疊加現實的寬度，作用于經濟的方向和力度，難以準確計算，且幾乎無法進行前瞻預測。需求的收縮、供給的沖擊和預期的轉弱對經濟運行簡單計算至少是近20倍乘數效應。這種經濟運行超出矩陣式的復雜變化并非中國獨有，而且也是全球經濟必須共同要面對的現實存在。
復雜性之三在于，經濟問題的動因并非經濟，甚至經濟現象的表征下也不是經濟，沒有什么事情是純粹經濟的，其他維度永遠存在，且往往更為重要。
當前形勢下全球減貧、能源和糧食安全、公共衛生安全，氣候變化等常變量之外，美國對中國的脫鉤斷鏈、病毒變異中的新冠疫情、俄烏沖突、歐洲的政治右傾、美國內政極端化，這些中短變量進一步加劇全球經濟的嚴峻形勢，經濟問題與政治、社會、軍事、外交、生態等領域的問題融合并相互作用，使得經濟問題成為一個多重的問題系統和多維矛盾系統的一種顯性表達。
復雜性之四在于，全要素生產力對于生產力進行了全新的詮釋，印證了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但是科技對勞動和生產力三要素的重構是一種突破性的變化，影響是非線性和全周期的。科技更多反映勞動者的智力維度，而非體力維度。人是科技的創造者和實踐者，科技對于生產力的作用貫穿于人自身、勞動資料、勞動對象，這三者是生產力三要素，其作用的機制又增加了一個虛擬維度出來，也就是 “元宇宙”。
六大變化趨勢
基于數據和事件進行系統性的辨析，劉珺認為六大方面的重要變化有一定的趨勢性特征：
變化之一，科技演進的定律被事件進一步調教，并與經典理論實現交互作用下的再抽象和再升華。
傳統摩爾定律的加倍效應的減弱已成不爭的事實，但是通過大規模算力數據和人工智能的結合，摩爾定律好像又復活了。反映出規律性認識的摩爾定律依然是成立的，并出現了一定意義上的加速度，以“數據+算力+算法”為底座的數字經濟，對經典的邊際效用遞減理論實現先證明再超越，證明的部分是基于原有的假設和單一的范疇，超越的部分是范式變遷和多重范疇的跨界交叉，摩爾定律邊際效應的維度內遞減和跨維度增進并行不悖。這就是典型的例證。
變化之二，數字經濟對GDP增速有所下拉，基于量的經濟增長自然減速有其內在的必然性，基于工業經濟的技術體系和發展邏輯幾乎被用到了極致。
另一方面，新的經濟語境下，生產、消費不再是流程的兩端，互聯經濟、共享經濟、人工經濟等，以及隨之而來的去中介化，都在生產、消費的鏈條變短和效率提升上發揮了巨大作用，生產要素以更快的速度、更有效率進行連接，以及生產、消費不必要環節的減少甚至去除，使GDP增長的程序節點在變少，對傳統意義的增速有一定的下拉作用，新的支柱產業產生的戰略性新興產業體系之前，傳統意義的增長有自然減速的內在必然性。
現在經濟和過去傳統工業經濟不一樣，生產、消費在過去是一個線性的，而現在的經濟中生產、消費是一個矩陣式甚至是多維組合的方式。
先發優勢和后發優勢“雙螺旋”的上升，實現了以更快速度、更廣范圍、更大深度提升人類生活質量和文明程度，單純的GDP增速或許不再是唯一追求的目標。
變化之三，產業政策走向前臺，政府看得見的手頻繁動作。美國的開國元勛漢密爾頓提出過“幼稚產業保護理論”，他當時為了保護美國的幼稚產業，他提出要為美國工業體系的全球領先做扎實的準備，美國不能放棄工業而一味只專注于農業。
在日本針對特定產業的縱向結構性政策和提供發展環境的橫向功能性政策，構成其產業政策的主體。這被認為是上世紀70年代、80年代日本經濟騰飛的重要動力。
劉珺表示，國際上有一種聲音，說中國頻繁運用并積極實踐產業政策。但是事實上，發達經濟體作為產業政策的鼻祖，在應用上更加輕車熟路，比如歐盟八千億歐元的“新冠復蘇基金”，幫助歐盟成員國應對疫情的沖擊。美國2022年《降低通貨膨脹法案》，也就是現在剛出來沒有多久的特別有名的法案，包含了一項在十年間以補貼和稅收減免方式提供總值三千億美元的氣候支出。美國還推出了《2022年芯片和科學法案》，著眼于確保美國在半導體產業鏈以及相關領域的絕對領導地位。
這些經濟政策看上去是經濟政策，但是其政治目的兼而有之。并且還有一個明顯的靶向目標，也就是中國，它希望在這種環境下遏制中國的發展，從而實現自己在特定關鍵領域的絕對領先。
劉珺認為，大國合作和全球協調依舊是人間正道，因為下一步的科技發展越來越復雜，靠一己之力支撐科技發展的概率會越變越小。
變化之四，通貨膨脹歸根結底是貨幣現象，但是本輪的通貨膨脹本質上并非是貨幣問題，還包括了公共衛生事件、地緣政治沖突、意識形態決裂等一系列經濟動因。
加速度改變全球傳統的貿易分工模式，并從地緣政治和地緣戰略的角度出發，建立新的全球制造業價值鏈和能源供應鏈，結果是推高交易成本，降低要素的流動速度。人為犧牲效率，換取所謂的國家安全。
傳統的應對通脹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組合在經濟因素和非經濟因素的左右互搏下已然效果大減，逆周期貨幣政策的作用力被逆全球化的反作用力，一定程度上對沖了。
通貨膨脹高起和經濟增長轉弱的兩難困局，在非經濟因素離場前不會顯著改變，更不會徹底解決，而勢必要回到全球分工的軌道上。從緊致耦合的供應鏈效率視角，向兼顧韌性和自我修復能力的新供應鏈體系躍遷，有增長的經濟是解決其他矛盾和沖突的前提，而不應該是代價。
劉珺堅定地認為，經濟增長是第一性的，其他問題是第二性的，最大風險是經濟不增長、經濟不發展的風險。
變化之五，科技作用已經超越了技術的域限，成為經濟發展的方向儀和驅動力。科技創新作用已經超越技術邊界，并通過系統化、集成化的方式，使能幾乎一切的產業，塑造幾乎一切的人類活動。
主要新能源與傳統能源在成本效益上逐漸可比，極大降低了能源綠色轉型的不經濟。新能源的發電成本全面下降到化石能源發電成本的范圍之內，也就是0.051-0.179美元之間，使得全球能源結構的綠色和可持續發展，在投入產出上可行。
變化之六，制造業重塑，使得生產力的瓶頸不再顯著，需求成為繁榮的前提性變量。
劉珺認為，產能不足已經讓位于產能過剩，即使是供給側結構性的問題，技術和產業的解決方案均能在一定時間內具備實際操作的條件，數字經濟的智能化、工業互聯網、5G和3D打印等新技術更是極大提升了生產力。“IoT”也就是一切皆互聯，廣泛在動態配置資源，而數字化的驅動下使生產效率不斷挑戰原有的記錄，而需求作為相對的慢變量，作用變得越來越顯著。需求不僅是牽引供給，而且在越來越多的領域定義供給。需求要基于收入的緩慢增長以及預期的持續穩定。如果這兩個要素未被滿足，需求很難被拉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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