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殷劍峰，浙商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中國的金融體系是以銀行為主導的體系，銀行是金融體系的壓艙石，銀行穩則金融穩，金融就能更好地為實體經濟提供服務。在改革開放的四十多年時間里，中國的銀行業曾經歷經多次重大調整，為消化吸收金融風險、推動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在新形勢下，中國的銀行業再次面臨轉變經營理念、重新定位功能角色、順應實體經濟新趨勢的重大調整。對此，浙商銀行提出一個新的經營策略：基于小額分散資產、弱周期行業和客戶服務總量等三支柱，構筑經濟周期弱敏感資產。

　　銀行追求經營平穩的主動擔當

　　首先，在全球經濟周期性下滑、同時波動加劇的態勢下，構筑經濟周期弱敏感資產是銀行規避風險的主動舉措。上世紀80年代末以后，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全面推進，全球經濟曾經度過了一段被稱作“大緩和”（Great Moderation）的黃金時光：經濟增速保持在高位，通脹保持在低位，各項經濟指標的波動性大幅放緩。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終止了大緩和，但是，在中國經濟的強勁帶動下，加上主要經濟體多輪量化寬松政策，全球經濟一度企穩。然而，在2020年迄今持續三年的新冠疫情沖擊下，疊加地緣政治沖突，全球經濟周期掉頭往下，同時波動加劇。

　　目前全球經濟正面臨三重挑戰：其一，滯脹壓力。不僅發達經濟體早已經面臨著因人口負增長、人口老齡化、收入分配惡化導致的長期停滯（Secular Stagnation）問題，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在完成了初步的工業化之后，也需要尋找新的增長動能。與此同時，由于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在新冠疫情期間實施了史無前例的MMT（現代貨幣理論）政策，加上地緣政治沖突導致的高能源價格，全球通脹水平正在快速提升；其二，巨大的債務壓力。在新冠疫情前，主要經濟體的政府杠桿率就已經很高。新冠疫情爆發后，不僅政府杠桿率繼續飆升，私人部門杠桿率上升的幅度也遠超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期，而且，私人部門的負債主要集中在受到疫情沖擊的低收入家庭和困難企業。可以說，全球債務的脆弱性史無前例；其三，全球化正在發生深刻的調整。在后2020時代，由于地緣政治沖突和主要國家采取的非市場化競爭打壓，一個非常明確的趨勢就是，全球化正在從以往以市場機制為基礎、追求經濟效益最大化的全球化，轉變為動用國家機器的力量、以國家安全為首要考慮的全球化。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我國發展面臨新的戰略機遇。同時，世紀疫情影響深遠，逆全球化思潮抬頭，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明顯上升，世界經濟復蘇乏力，局部沖突和動蕩頻發，全球性問題加劇，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

　　面對全球經濟周期性下滑和波動加劇的態勢，浙商銀行提出要構筑經濟周期弱敏感資產，“在經濟好的時候，銀行經營也很好，但不追求最好；在經濟較差的時候，經營狀況不至于很差；總體是比較平穩的”，這一提法體現了銀行業自身增強憂患意識，堅持底線思維，居安思危，未雨綢繆的主動擔當。

　　維護金融穩定的關鍵舉措

　　其次，構筑經濟周期弱敏感資產既可以提高銀行自身的價值，更有助于降低宏觀經濟的周期性波動，維護金融穩定。銀行經營遵循“三性”原則，即安全性、流動性和收益性。評估銀行的價值并不僅僅在于獲得多少收益，更在于銀行承擔多少風險，經風險調整后的收益才是度量銀行價值的適當指標。對此，國內外都存在很多經驗教訓。例如，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經營次貸業務的美國銀行業以及從事結構化金融業務的國際銀行機構都曾經獲得了不菲的收益，但也都因為危機而被打回原形。在國內，過去十年間盲目追逐房地產和地方融資平臺的銀行機構也都在遭遇程度不同的經營困境。

　　從宏觀上看，銀行是否穩健經營還決定了經濟周期的波動幅度乃至宏觀金融穩定。長期以來，銀行都被當作是順周期行業，甚至被看作是助推經濟周期波動的金融加速器。尤其是在過往中國的經濟發展過程中，由于投資率長期高達40%以上，是全球平均水平的近兩倍，而在銀行主導的金融體系下，投資的資金來源又主要依靠銀行，因而銀行對高收益的追逐就成了放大經濟周期波動的溯源。一些經營中的金融創新，通過“銀行的影子”為各種不合理、甚至不合規的項目提供融資，從而放大了銀行的風險。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建設現代中央銀行制度，加強和完善現代金融監管，強化金融穩定保障體系，依法將各類金融活動全部納入監管，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底線。

　　構筑經濟周期弱敏感資產不僅是銀行穩健經營的必要，也是銀行積極、主動地維護宏觀金融穩定的關鍵舉措。為此，浙商銀行提出資產配置要偏重于小額分散資產和弱周期行業資產，通過控制授信集中度來分散風險，通過選擇經濟周期相關性較弱的行業來降低風險系數。

　　銀行重新定位功能角色的必然追求

　　最后，構筑經濟周期弱敏感資產是要對銀行的功能角色進行重新定位，從而更好地為實體經濟提供服務。長期以來，由于經濟發展靠投資，投資靠銀行貸款，銀行存貸息差又因利率管制而鎖定在一個非常愜意的水平，銀行的角色就是一個簡單的息差收獲者。可以看到，自2014年以來中國金融業增加值/GDP就超過了美國，但是，中國金融業增加值的主要構成是銀行息差，而美國的金融業增加值主要來自金融服務收費。從兩國服務業對外貿易看，金融服務常年為美國取得巨額順差，而中國金融服務對外貿易余額幾近為零。所以，中國的銀行業靠的是息差而不是服務，以這種銀行為主導的中國金融業大而不強。

　　隨著利率市場化的完成和中國經濟結構的重大調整，銀行躺著賺取高利潤的時代已經結束。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著力擴大內需，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和投資對優化供給結構的關鍵作用。可以看到，中國大規模工業化業已初步完成，中國經濟長期以來依賴投資拉動的格局正在發生深刻變化，企業部門原先旺盛的貸款需求在過去幾年中已經在不斷減弱。同時，隨著人口增長率的下降和人口老齡化，住房市場的供求格局也已經發生徹底逆轉，居民部門主要以住房按揭貸款為主的貸款需求在近兩年大幅萎縮。經濟結構的調整要求銀行功能角色的轉換。對此，長期以來被忽視的一個關鍵點是，銀行是服務業的一員。更準確地說，銀行屬于生產者服務業（producer service）的范疇。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同理，中國的金融發展也必須走中國式金融現代化的道路。以銀行為主導的金融體系是中國金融發展的實情和國情，中國的金融發展不可能、也不必要效仿其他國家模式。以銀行為主導的金融體系要實現現代化，其核心必然是銀行業功能角色的重新定位，使得銀行業從吸收存款、發放貸款、賺取穩定息差的簡單模式，轉向為實體經濟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務。為此，浙商銀行首次提出了客戶服務總量（Customer Service Aggregate，CSA）的概念，主要覆蓋6大類金融服務，包括AUM財富管理、FPA投行服務、FICC代客服務、國際跨境服務、金融產品銷售服務和托管業務服務，體現了輕資本輕資產經營的理念，這標志著銀行業經營理念的徹底轉變。CSA關注的不是銀行從客戶那里賺取了多少息差收益，而是“客戶”、“服務”和“量”的集合，衡量的是銀行服務實體經濟的規模和效率，比拼的是銀行綜合金融服務的能力，體現了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宗旨。

　　在改革開放四十多年時間里，中國經濟完成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為宏大的工業化，正在進入產業結構優化、需求結構調整和增長動能轉換的新的轉折時期。在這一時期，提出構筑經濟周期弱敏感資產的銀行經營思路，并非是消極地規避風險，而是要通過銀行的穩健經營和功能角色的重新定位，積極作為，順應發展大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