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降準仍有一定概率；結構性工具將繼續并擴大精準滴灌范圍；與疫情相關的階段性工具預計逐步退出。

　　2022年以來，央行多次打開貨幣政策工具箱，“呵護”實體經濟：總量上，兩次下調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累計三次下調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結構上，先后推出科技創新再貸款、普惠養老專項再貸款、交通物流專項再貸款、設備更新改造專項再貸款等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持續加強對“三農”、小微企業、民營企業和綠色發展的支持。

　　近一段時間，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金融管理部門高層連續發聲，釋放了2023年貨幣政策信號：“精準有力”“著力支持擴大內需”“總量要夠”“結構要準”。

　　在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的三重壓力下，2023年貨幣政策工具如何使用？“擴大內需”，降準、降息是否仍有空間？總量與結構性工具如何協同發力？

　　2022：總量支持兼具結構特色

　　2022年以來，LPR多次下調，推動實體經濟融資成本持續降低。

　　2022年1月20日，1年期和5年期以上LPR分別下調10個和5個基點；5月20日，5年期以上LPR下降15個基點；8月22日，5年期以上LPR下降15個基點。

　　實體經濟融資成本保持低位。數據顯示，2022年9月，貸款加權平均利率為4.34%，同比下降0.66個百分點，其中企業貸款加權平均利率為4.0%，同比下降0.59個百分點，處于有統計以來低位。

　　除下調LPR外，降準也成為常規操作。2022年，人民銀行兩次下調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4月25日，下調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0.25個百分點；12月5日，下調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0.25個百分點。

　　穩健的貨幣政策不僅有總量上的支持，也有結構上的特色。2022年，為加大對特定領域和薄弱環節的支持力度，央行先后推出科技創新再貸款、普惠養老專項再貸款、交通物流專項再貸款、設備更新改造專項再貸款等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

　　根據第一財經記者統計，截至目前，央行共有11項結構性政策工具。其中，長期性工具為支農、支小再貸款和再貼現；階段性工具包括普惠小微貸款支持工具、抵押補充貸款、碳減排支持工具、支持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專項再貸款、科技創新再貸款、普惠養老專項再貸款、交通物流專項再貸款、設備更新改造再貸款。

　　“前述諸多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在明年可能繼續使用或者增加額度，甚至不排除繼續創設新工具的可能。”廣發證券(000776)資深宏觀分析師鐘林楠認為，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是穩信用的另一種方式，兼具產業政策與金融政策效果。

　　2023：降準、降息依然可期

　　2022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大力提振市場信心，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突出做好穩增長、穩就業、穩物價工作。其中，穩健的貨幣政策要精準有力。

　　這也讓社會各界對2023年貨幣政策如何發力頗為關注。專家普遍認為，降準、降息依然可期。

　　央行副行長劉國強在談到2023年貨幣政策走向時強調，總量要夠就是明年貨幣政策的力度不能小于今年，需要的話還要進一步加力。總量要夠，既包括更好滿足實體經濟的需要，也包括保持金融市場流動性合理充裕，資金價格維持合理彈性，不大起大落。

　　在中信證券(600030)首席經濟學家明明看來，2023年貨幣政策整體基調延續穩健，既要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也要發揮結構性政策工具精準支持實體經濟的作用。但相較于2022年的基調，2023年貨幣政策更加強調“精準有力”，一方面是貨幣政策要支持疫后修復過程中的寬信用、降成本，總量方面要維持足夠的流動性供給，另一方面是貨幣政策未來需要關注經濟修復中的結構性問題。

　　中國民生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溫彬認為，加力鞏固經濟增長仍是2023年貨幣政策的首要考慮目標，將加大對貨幣需求的引導，通過降準、降息等政策工具“有力”推進寬信用進程；同時，2023年經濟增長仍需要財政的加力支持，提高財政赤字需要低成本發債融資的支撐，亦需要貨幣政策維持偏寬松態勢；此外，2023年國內通脹溫和可控，疊加海外貨幣收緊節奏將逐步放緩，內外部環境對國內貨幣政策的約束均較小。

　　“往后看，降準操作仍然有一定概率，以維持流動性合理充裕；引導LPR下行以促進降成本仍然是2023年貨幣政策重要的中介目標。”明明稱。

　　溫彬預計，2023年或有兩次降準操作，二季度和四季度概率較高（4月和10月或成為窗口期）。

　　2023：結構性工具或將擴圍

　　近年來，我國結構性貨幣政策積極做好“加法”，使用頻率大幅增加，在助力企業復工復產、加大支持實體經濟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但市場對于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的使用仍存分歧。有觀點傾向認為，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扭曲了信貸資源的配置，反而降低了實體經濟的效率。

　　“2018年以來，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不斷創新，背景是宏觀經濟中結構性問題日益突出。貨幣政策的主要目標也轉向平衡寬信用和穩杠桿，或平衡穩增長和防風險。貨幣政策更加要求政策的精準性和直達性，在珍惜正常的貨幣政策空間的訴求下，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種類以及功能逐漸豐富。”明明對記者表示。

　　明明認為，2018年以來，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對重點薄弱領域的支持效果是顯著的，但結構性貨幣政策無法成為寬信用主力，全社會的信用擴張仍需依賴總量型政策工具。2023年，總量貨幣政策工具不可或缺，同時也需要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支持薄弱環節的修復。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小微企業、科技創新、綠色發展等領域支持力度。

　　溫彬認為，這表明2023年對特定支持領域的“精準”發力，仍需要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作用的發揮。預計2023年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將繼續配合財政、產業政策穩增長，并擴大精準滴灌范圍，呈現“增量、擴面、降價”等特征，在解決寬信用不足的同時著力調結構、降成本。

　　比如，在開發性金融工具、碳減排支持工具、科技創新、普惠小微等領域繼續擴容，在消費、新市民、能源安全、信息科研等領域預計加碼；在大行和涉農類金融機構之外，再貸款工具將更多惠及股份行和城商行，以促進寬信用提速；1.75%利率的再貸款投放預計成為“新常態”，部分替代MLF（中期借貸便利），成為商業銀行邊際負債成本定價錨，推動降低商業銀行負債成本等。

　　鐘林楠則認為，明年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的方向可能是：基建地產、制造業、科創、雙碳、能源等領域的政策性工具延續；與疫情相關的階段性工具逐步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