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產錯配、遭遇擠兌，硅谷銀行破產導致的蝴蝶效應正在產生，無數儲戶、投資者擔心硅谷銀行危機會引發美國乃至全球銀行“破產潮”的到來。硅谷銀行“閃崩”對我國金融業會產生什么影響？又有何種啟示？在3月18日-19日舉辦的“全球財富管理論壇2023年會”上，多位金融大咖就硅谷銀行危機可能產生的金融市場變化、全球財富管理帶來的挑戰、全球資產配置帶來的機遇等熱門話題發聲。

或將導致風險外溢

48小時之內歷經股價閃崩、美聯儲、財政部、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接管，硅谷銀行的破產仿佛就在一瞬間，但相關話題的討論聲卻從未停止。

“最近硅谷銀行破產事件發生，提示金融市場在貨幣政策變化中受到沖擊。”中國財政部原部長樓繼偉指出，當前全球在經濟和金融治理領域面臨新的挑戰，國際金融市場波動加劇。各國在疫情防控期間采取的超常規的貨幣、財政政策，使得政府、家庭、企業、金融機構的杠桿率易升難降，加劇了通脹上行，其影響外移到全球金融市場，股票、債券、外匯市場波動加劇，從歷史上看有可能導致新的一輪危機，并溢出到新興市場。

究其原因，硅谷銀行破產的根源是資產負債兩端嚴重的期限錯配。央行副行長宣昌能認為，硅谷銀行的資產負債特征使其對利率變化更為敏感并最終引發風險。從目前情況看，主要發達經濟體通脹短期內能否明顯回落還存在不確定性，繼續保持較高利率水平也可能對銀行業等金融體系的穩健運行造成不利影響，這些都增大了貨幣政策調控面臨的“兩難”甚至“多難”。

“財富管理和資產配置對這些重要宏觀變量的變化十分敏感，由于不確定性、不穩定因素增多，未來全球財富管理面臨的挑戰也在增大。” 宣昌能說道。

硅谷銀行“崩塌”后，蝴蝶效應正在產生，簽名銀行已步后塵也被關停、瑞士信貸銀行也陸續傳出金融控制存在重大缺陷、股東拒絕增持的消息……“硅谷銀行破產對市場情緒的沖擊，將持續考驗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光大銀行(601818)行長王志恒坦言，在金融體系高杠桿和全球金融市場的聯動下，任何“黑天鵝”事件都可能導致局部金融風險的跨市場傳染。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長陳道富也持有同樣的看法，他指出，不論是硅谷銀行、瑞士信貸銀行的事件都反映了金融系統運行背后的底層的預設正在發生變化。現在各國政府都在采取超常規的手段來應對結構性的變化，使得金融風險保障有所提升，但是整個金融市場仍然處在一個脆弱敏感的階段。

歐美銀行危機波及范圍多大？會否影響中國？光大銀行金融市場部宏觀研究員周茂華認為，整體看，美國硅谷銀行倒閉等事件對中國影響有限，近20多年來，中國經受住一系列全球金融危機考驗，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2008金融海嘯、2011年歐債危機等對中國宏觀經濟、金融市場構成一定擾動，但中國并未出現嚴重經濟、金融危機。中國與歐美銀行經營模式不同，中國銀行(601988)業對資本市場依賴程度不及歐美，中國銀行業資產質量主要受實體經濟景氣度影響；中美銀行業務關聯性并不十分緊密；而且，中國資本市場與歐美關聯性目前仍較低，歐美與中國銀行體系難以形成“共振”。

優化金融監管體系

硅谷銀行、簽名銀行接連關閉、瑞士信貸銀行負面消息疊加，一系列“黑天鵝”事件讓無數儲戶、投資者擔心硅谷銀行危機會引發美國乃至全球銀行“破產潮”的到來。

為了緩解恐慌情緒，美國政府已為硅谷銀行儲戶“兜底”，全額保護硅谷銀行所有儲戶的存款；瑞士金融監管部門也緊急發聲稱，瑞士信貸銀行滿足對系統重要性銀行的資本和流動性要求。如有必要，瑞士國家銀行將向瑞士信貸銀行提供流動性支持。但儲戶信心如何再次建立仍是未知數。北京商報記者了解到，在取出資金當天，就已有硅谷銀行儲戶開始著手更換資金存儲銀行事宜。

“這些案例不斷提醒著我們，雖然貨幣政策是調控通脹的重要手段，但是也逐漸成為影響金融穩定的重要的變量。”中國銀行行長劉金認為，金融發展不足不利于資源的最優配置，無法有效地支持實體經濟。但如果發展過度，脫離了實體經濟的真實需要，則會出現經濟虛擬化、泡沫化，大量流動性將在金融系統內空轉，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提高，一旦泡沫破裂，可能還會誘發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

美國金融業“動蕩”，也迫使人們對我國經濟金融的關系做更加深入地思考。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彭文生提到了分業經營的重要性：“中國一定要重視金融行業的分業經營。混業經營理論上講是可以通過嚴密的監管來控制風險，但是現實中是很難做到的，成本也很高，所以分業經營從規制上能夠做一個相對比較好的風險隔離。”

樓繼偉表示，“我國政府高度重視防范和化解系統性風險，我們正在進一步完善金融監管，包括設立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調整和優化監管機構設置與職能定位。我們也將繼續與各國金融監管機構合作，共同防范化解全球金融系統性風險，維護全球金融市場的穩定與繁榮”。

增強多元化資產配置

當前，全球經濟仍然脆弱，各類危機時有發生，在復雜多變的環境下，中國市場的開放、穩定與發展，給世界提供了多元化的機遇與選擇。

宣昌能強調，堅定實施穩健、正常的貨幣政策，中國經濟增長穩中向好，并形成了難得的低通脹經濟環境。面對近年來主要發達經濟體利率水平大幅變化的外部環境，中國在貨幣政策操作上并沒有簡單地跟隨，而是“以我為主”，從本國宏觀經濟狀況出發自主決策，保持利率水平與潛在經濟增長的要求相匹配，不使貨幣政策偏緊，也不搞“大水漫灌”和過度刺激。

中投公司副董事長、總經理兼首席投資官居偉民認為，新范式下經濟金融的“薄弱環節”和“脆弱地帶”容易突然暴露風險、對外傳導。例如，緩沖墊不足的部分中小銀行，依賴高杠桿撬動、對成本敏感的實物資產項目和并購私募等，恐將受到較大影響。機構投資者需要重新理解風險產生的底層邏輯，深刻把握新形勢下的風險特征，探索更加符合新變局、新形勢的資產配置和投資管理模式，增強資產配置和組合管理的主動性、靈活性、適應性。

從銀行業從業者角度，王志恒直言，在全球金融穩定面臨嚴峻挑戰的情況下，更要著力做好金融穩定和發展的頂層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和督促落實，加強宏觀政策協調，防止系統性金融風險順周期累積以及跨機構、跨行業、跨市場和跨境傳染，提高金融體系韌性和穩健性，降低金融危機發生的可能性和破壞性。

談及如何擴內需、更好地發揮市場主體內在的活力，陳道富強調，“當前，國際市場復雜嚴峻，國內的結構性矛盾也比較突出。所有經濟的良性循環應該建立在把結構性矛盾能夠很好進行平衡的基礎上。護住房地產市場跟地方的債務風險和金融體系的金融風險，才能為我們經濟的良性循環，為擴大內需，穩預期提供必要保障。”

北京商報記者 宋亦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