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世錦 資料圖
CMF宏觀經濟熱點問題研討會（第81期）今日舉行。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劉世錦出席并演講。
劉世錦指出，今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實現5%左右的增長目標，這就要把立足點放到新的增長潛能上來。
他分析稱，我國當前和今后較長一段時間的新增長潛能有兩條，一個是追趕潛能，另一個是新技術革命所驅動的數字技術和綠色轉型的新潛能。
“所謂追趕潛能，是發達經濟體已經做過的，我們還沒有做，但是有條件、有可能做的事情”，劉世錦舉例說，目前我國人均收入大概為1.3萬美元，到2035年提出目標要達到中等發達國家人均收入水平，也就是3.5-4萬美元，這中間至少還有2萬美元的增長潛能，主要是消費結構升級帶動的服務業發展，同時有制造業和農業等傳統產業的升級。“追趕潛能還要重視，這幾年追趕的說法不多了，其實追趕潛能是最具現實性的，是確定性是比較強的”，劉世錦說。
數字技術和綠色轉型的新潛能方面，劉世錦認為，我國和世界先行者的差距并不大，在部分領域是并駕齊驅甚至是局部領先的。“這兩個新的技術革命驅動的潛能和剛才講的追趕潛能并不是兩條賽道，而是融為一體的。融為一體之后，中國就有很明顯的一些優勢，一是市場容量更大，再就是收入水平相對比較低，這樣我們還有更大的增長空間，可以通過規模經濟更快降低成本，我們的新技術和新產業在比較短的時間內能夠形成一些競爭優勢”。
那么，如何來挖掘上述經濟增長潛能呢？劉世錦指出，要把宏觀政策和結構性改革的關系擺正。“這次政府工作報告特別強調指出，要加大宏觀調控的力度，統籌擴大內需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最近一段時間，當社會需求不足，增長動能下降的時候，和過去一樣，社會上放寬貨幣和財政政策的呼聲是在增加的，就是希望宏觀政策更多的起作用”，不過，在劉世錦看來，宏觀政策對于經濟的作用方面，中國和發達經濟體有著明顯的區別。
他解釋說，發達經濟體是一個成熟經濟體，處在低速增長期，某種意義上來講，他們是搞一些折舊性的、維持性的增長，新增長潛能很少。對于這種經濟體來講，宏觀政策基本上決定了經濟的走勢和大局。但我國與之不同，還有至少5%左右的中速增長潛能，宏觀政策主要起的是穩定平衡的作用。
“如果說我們的潛在增速是5%左右，宏觀政策影響大體上也就是1個百分點，其余4個百分點取決于技術條件和體制政策環境，所以，1比4的關系，這大概說明了宏觀政策和結構性改革孰輕孰重的關系”，劉世錦比喻道。
“現在需要注意的一個傾向，只是盯著宏觀政策，不注意甚至都想不起來推動結構性改革，我覺得這一點可能我們還是要關注”，劉世錦強調。
他還指出，必須澄清的是，“有人認為結構性改革是不錯的，但遠水解不了近渴。我覺得也不盡然，其實我們有些結構性改革的政策，今天晚上出個政策，明天上午就會立竿見影，可能比有些宏觀政策見效更快。所以，結構性改革也能夠有短期的擴張效應”。
談及如何擴大消費，劉世錦表示，從大方向來講，增加收入是基本項。“收入是消費的函數，收入上不去，消費要上去就比較難”。
“從國際上來看，大概到了中國這樣基本上快跨入高收入階段的時期，消費或勞動者工資收入占經濟的比重明顯要上升，這是一個規律性的現象，我也注意觀察到中國這幾年正在出現這樣的變化，我們期待這樣一個規律在中國能夠明顯起作用，這樣擴大消費就有了收入增加的支撐”，他說。
除了增加收入外，劉世錦也強調了重視發展型消費的重要性。“以吃穿和其他日常基本消費為主的生存性消費，最近這些年都趨于穩定。消費增長更多是由社保、醫療衛生、教育、文化體育娛樂、金融服務、交通通訊等發展型消費所拉動的”。
劉世錦指出，生存型消費與發展型消費有較大差別，生存型消費基本是以個體消費為主，而發展型消費更多的是采用集體消費或公共服務的方式。比如醫保、社保就是互助共濟，比如上學教育是學生集體消費。所以，由于發展型消費的特點，它和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務掛鉤，且關系相當密切。
“現在發展型消費中，相當一部分是政府基本公共服務支出在支撐的，同時需要政府出面搭臺子建制度，當然還要出資金，所以，發展型消費實際上是政府消費支出和居民消費支出的組合。現在回到現實看一下，在這個方面我們是有欠賬的，缺口還比較大。其中缺口欠賬最多的是近3億農民工，特別是其中近2億進城農民工的欠賬是最多的”。
劉世錦說，目前擴大消費的問題要關注兩個重點。一是以基本公共服務為依托的發展型消費，二是以農民工為重點的中低收入階層，“這兩個重點或者叫做痛點抓不住，擴大消費就很難有實質性的進展”。
對于下一階段的改革任務，劉世錦也分享了自己的看法。
第一，城鄉融合發展中需“三個平等”——身份平等，基本公共服務獲取權利平等，土地包括不動產方面財產權利的平等。其中，和身份平等相關的是戶籍制度改革，建議可以采取負面清單的辦法，除了為數不多的、有特殊需要的地區外基本上放開，取消城鄉居民身份的差別。
另外，建議實施新的三年攻堅戰——以2億進城農民工為重點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攻堅戰。“可以實施進城農村人口基本保障住房建設工程，現在有些房子不是賣不出去嘛，可以政府收購轉為農民工的保障性住房”，他說。
在土地權利平等方面，劉世錦建議率先在城市群、都市圈的城鄉結合部，允許農村集體建設用地進入市場，與國有土地同價同權。此外，他還建議允許城鄉居民雙向流動和置業，帶動居住條件的改善和消費結構的升級。
第二，應該以更大力度來理解保護弘揚企業家精神。“現在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科教興國，新質生產力，高水平自立自強，最后說到底，得有人去冒險、去創新，這就是企業家精神”，他說。
劉世錦指出，所謂企業家才能和精神是指被稱為企業家的那部分人，他們擁有好奇心、遠見、洞察力、冒險探索、堅韌不拔、組織協調力、執行力等一系列特質，所以，他是組合資源的資源，是組合包括資本、勞動力、土地、技術等等在內的各種資源的資源，是一種更為稀缺的資源。
此外，劉世錦還指出，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成熟，不同所有制、股權多元化已經成為常態，“現在有一些國有企業，你說是央企國企，但它是上市公司，甚至都到海外都上市了，有大量的個體或其他機構持股者，民營企業其實直接和間接的國有股東也越來越多。現在要找到純粹的國企或民企越來越困難”。
“過去我們按照所有制來劃分企業類型，這實際上是遠離企業和市場的實際，更重要的是低估了企業家才能和企業家精神的作用”，劉世錦說，企業能夠辦得好，企業家的地位和精神的作用是第一位的。
他建議對企業分類做出相應調整，不再按照所有制區分企業，不再區分國企民企，而是按照企業的規模、技術、就業等等特點進行分類，并出臺相應的政策。
“這不是說所有制不起作用了，所有制可以對投資者進行分類，比如分成中央國資投資者，地方國資投資者，社會機構投資者，個人投資者，境外投資者等等”，他認為，所有制劃分可以由企業層面轉到投資者層面。“企業是平等發展、公平競爭的，投資者各具特色、各顯其能”。
他還強調，要在糾正所有制歧視方面有實質性進展，特別是在允許鼓勵平臺型企業、大型科技企業大膽投資、積極創新方面，這對現在講創新是特別重要的。
“最近看到包括生成式人工智能都是一些大企業在做的，讓他們參與國家重點項目的建設，實行常態化負面清單為主的監管”，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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