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3日，北大國發院舉辦中國經濟觀察報告會第68期，北大博雅講席教授林毅夫、中銀證券總裁助理兼首席經濟學家徐高、粵開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羅志恒、北大國發院經濟學教授盧鋒在會上，剖析“中國經濟的壓力與動力”。
林毅夫：需準確認知當前經濟狀況
林毅夫在會上表示，今年要實現5%左右的經濟增長目標，必須要準確認識到當前經濟增長挑戰的來源，同時針對性地采取必要逆周期政策。
林毅夫指出，過去三十年，“中國經濟崩潰論”不時盛行的原因在于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周期性波動。但是，由于中國的改革采取的是漸進雙軌式改革，難免存在不徹底之處，這導致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悲觀論調，往往將經濟下行歸因于體制性、結構性問題。
對于這類歸因，林毅夫明確指出，這是因果倒置。諸如當前存在的“國進民退”等聲音，林毅夫認為，這些均是經濟下行期的結果，而非經濟下行的原因。
林毅夫表示，當前外部環境經濟增長乏力，而中國早已躍升為世界貨物貿易第一大國，世界貿易增長下滑，勢必會造成中國貨物貿易出口的壓力，由此造成在貨物出口領域具有比較優勢的民營企業的投資意愿降低。
“2024年外部環境仍舊不好”，林毅夫指出，要切實恢復民營經濟信心，需要針對外部經濟下滑，對中國經濟增長不利的情況，采取必要逆周期政策，包括積極的財政政策、靈活適度的貨幣政策等，來支持投資。
“如果能這樣做，我相信今年政府提出來的5%左右的增長應該能實現。”林毅夫稱，中國經濟在全球經濟都處于下滑、疲軟周期的情況下，還能夠實現5%甚至更高的增長速度，那么將為世界經濟增長貢獻1個百分點，這也意味著，中國仍將是世界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國家。
徐高：打壓投資就是“自廢武功”
徐高認為，當前需求收縮和預期轉弱的兩重壓力更為嚴峻，針對需求收縮的壓力，徐高建議，中長期來看，要推動收入分配改革，增加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費占經濟的比重。在收入分配改革未取得實質性進展前，要通過投資（尤其是基建和地產投資）來創造需求，穩定增長。
同時，徐高強調，不能因為要調整經濟結構，就一味地不刺激投資、去杠桿。“收入分配改革未取得實質性進展之前，打壓投資就是自廢武功。”徐高稱。
羅志恒：基建投資和設備更新改造有望成為今年經濟增長點
羅志恒認為，要實現5%左右的經濟增速，基建投資和設備更新改造今年可能會成為中國經濟的主要增長點。原因在于，一方面，今年可用的資金明顯增加，包括財政赤字增加的1800億元，專項債增加的1000億元，超長期特別國債增加的1萬億元，加上去年已經發行但尚未使用的特別國債，財政資金相較去年更加充足。另一方面，一攬子化債路徑也逐漸清晰，財政與金融相結合，短期度過流動性危機，地方債務的預期和穩定性由此會有明顯增加，因此，基建投資可能會成為今年經濟的重要增長點。設備更新換代，則取決于政策實施力度，包括財政和金融的支持力度。
盧鋒：多措并舉消化新一輪產能過剩
盧鋒指出，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在肯定經濟發展成就同時，還指出了現實困難，其中就包括“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和“外部環境的復雜性、嚴峻性、不確定性上升”。
盧鋒認為，當前，包括石化基礎原料、部分非高端芯片、汽車、動力電池都出現了產能過剩問題。新一輪產能過剩，呈現出部門分布重要性提升、具有較高可貿易程度與全球性等特點。
例如，這幾個出現產能過剩的領域，技術和資金密集度較高，有的還屬于新興先進行業，市場規模體量大，某些行業屬于發達國家的原有支柱產業，產能過剩的影響更大。諸如汽車、芯片等，產品內分工程度較高，是全球供應鏈代表性部門，產能過剩對國際經貿關系潛在影響也會更大。
盧鋒表示，新一輪產能過剩不僅是國內經濟問題，其全球性因素通過貿易不平衡與外部經貿環境演變關聯互動，因而需把二者結合起來分析理解。一方面，要全面認識供給能力與競爭力提升的影響和意義：既體現我國經濟強大優勢，昭示未來持續追趕巨大潛能；又意味著需求實現受外部制約，因而需要國際合作。另一方面，開放環境中各國經濟相互依存，供強需弱與順差占比偏高，與供給短板同樣具有脆弱性。把供給優勢看成“清場式領先”或“降維打擊”能力存在偏頗。
因此，他建議，首先，要通過積極的宏觀調控政策和結構性改革政策，在鞏固提升我國供給優勢同時著力提振內需，修復“供強需弱”不平衡，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吸收過剩產能。
其次，深化改革優化完善中長期收入分配政策，改變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中居民所得比例偏低格局，通過居民收入較快增長在根本上提振消費需求。
第三，針對外部環境不利變化，通過內部深層改革提振市場主體信心，并與上述經濟措施產生穩定國際收支與匯率的合力，調節實際匯率走低及其不利影響。
最后，通過調整內外政策穩定大國關系，同時在多邊經貿、金融、發展機構及G20合作平臺發揮更加的積極作用，推動國際社會建設性應對新一輪產能過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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