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轉型升級和高質量發展，我國信貸增長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趨于弱化。分區域看，各地區貸款增速與經濟增速也無必然聯系，比如2023年某地區貸款平均增速為11.4%，GDP平均增速為5%，而另一地區貸款平均增速僅3.3%，但GDP平均增速也有4.8%。一些省份貸款增長較快，但未有效帶動經濟增長；還有一些省份以較低的信貸增長支持了較快的經濟發展，資金使用效率實際是提升的。目前，我國信貸總量已從過去兩位數以上的較高增速放緩至個位數，但這不意味著金融支持實體經濟力度減弱。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是經濟結構調整、轉型升級在加快推進。一方面，房地產市場供求關系發生重大轉變，地方債務風險防控加強，過去靠房地產、地方融資平臺等債務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難以持續。另一方面，傳統高度依賴信貸資金的重工業趨于飽和，輕資產服務業占比持續提升。在這個過程中，信貸需求較前些年會出現“換擋”，信貸結構也在優化升級，即使信貸增長比過去低一些，也足夠支持經濟保持平穩增長。
二是當信貸存量規模比較大時，繼續增加信貸投放的邊際效果遞減。過去我國貸款增速長期保持在兩位數以上的較高水平，與當時的發展階段相適應，為經濟發展創造了適宜的環境。尤其是為應對新冠疫情，著力穩住經濟大盤，金融又加大了逆周期調節力度，存量貨幣信貸已經不低，并將持續發揮作用。當前，信貸增長已由供給約束轉化為需求約束，對該變化還有個認識、適應的過程，仍有“規模情結”現象。當貸款投放超過實體經濟真實有效的融資需求時，不僅會使得低效企業長期占用信貸資源、難以出清和優勝劣汰，低價惡性競爭拖累經營高效企業，也容易造成部分企業借助自身優勢地位，將低成本貸款資金用于購買理財、存定期，或轉貸給其他企業，帶來企業資金空轉套利問題。
三是直接融資的良性替代效應。信貸只是社會融資渠道之一，不能反映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全貌。高科技、創新型企業尚未經歷完整成熟的生命周期，迫切需要的是與其高風險、高收益、專業性強、知識和信息迭代快等特點相匹配的資金，主要是股權資金等直接融資。隨著直接融資發展，融資結構與經濟結構轉型升級更加適配，同樣會導致信貸與經濟增長的相關性趨弱。
下一步，要正確認識信貸與經濟增長關系的變化，保持合理的融資環境，促進企業轉型升級與經濟高質量發展。從服務實體經濟這個根本宗旨出發，信貸投放歸根結底應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需要相適配。要科學認識信貸增長和經濟增長的關系，轉變片面追求規模的傳統思維，宏觀上要更加注重把握好融資環境的松緊適度。隨著信貸結構有增有減，盤活被低效占用的金融資源，減少資金空轉沉淀，大力發展直接融資，這可能會使得信貸總量增速放緩，但真正需要資金的高效企業反而會獲得更多融資，從而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和金融支持質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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