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9日，在2024金融街(000402)論壇年會平行論壇“AI+金融賦能數字金融新篇章”上，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表示，今后金融的發展必將被人工智能全面滲透并被全面改造。面對人工智能的發展，我們需全面審視其社會影響，并提出恰當的社會管理方案和全面的社會政策。
我們應正視AI發展帶來的挑戰，它不僅是一種工具，還可能成為人類的競爭對手。李揚表示，從2024年的諾貝爾獎來看，人工智能已全面滲透到所有的自然科學乃至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之中。對人工智能——或者說更廣義上的技術進步和人類發展的關系理解，成為制度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達龍·阿西莫格魯等三人，表彰其在制度經濟學上的貢獻。他們認為：國家的成敗主要由其政治和經濟制度的性質決定。即在經濟和政治兩個層面上，其制度是攫取型還是包容型。攫取型制度在政治上由少數人掌控決策權，在經濟上通過壟斷、特許、市場規制等手段掠奪生產者資源，對產權缺乏有效保護，試圖控制并限制創新，甚至對自發性創新感到畏懼。而包容型制度鼓勵廣泛參與，其執政者是多數人的代理人，領導職位向更多人開放，經濟上鼓勵產權保護與創新，避免絕對壟斷。
通常，包容型的政治制度與包容型的經濟制度相輔相成。當國家內部的權力結構朝著更包容的方向發展時，制度也會支持創新和公平競爭，推動經濟增長與社會進步。阿西莫格魯等認為，技術進步對于大多數人來說，未必是一個更加光明的未來，關鍵還在制度。社會需重新審視技術進步的目的，將其逐漸地轉化為推動公共利益的工具，而不僅是謀取利潤的手段。有幸的是，中國的制度是包容型的。
李揚指出，應對人工智能的挑戰，我們需要全面的社會政策。其一，加大對教育和技能培訓的投資，培養自主高效的學習者。旨在讓更多的人能接觸到人工智能，盡可能讓他們跟上技術變化的步伐。其二，設計合理的制度，對通過利用新技術獲得巨大利潤的公司課稅，將所獲資金用到免費教育等公共服務上。通過合理的社會政策，讓技術進步帶來的財富，更多地分配給普通的勞動者。其三，對所有的高科技公司進行更嚴格的監管，特別防止少數公司壟斷市場，限制他們過度控制市場和用戶的數據。鼓勵高科技市場的競爭。確保公眾對技術發展的決策擁有發言權，不能讓技術決策只掌握在少數精英階層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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