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當下時代的“新石油”，數據要素的價值在逐步釋放。
自財政部發布的《企業數據資源相關會計處理暫行規定》于2024年施行以來，至今一年半時間內，各行業企業陸續推進數據資源入表，且主要集中于信息技術、制造業、交通運輸、新興人工智能等上市公司、民營企業，以及掌握著公共數據資源的城投公司。
相比而言，金融行業，尤其是具有海量高價值數據的銀行，其數據資源入表的實踐頗少，多數機構仍處于前期探索階段。
更與其他行業不同，銀行的數據資源來源于企業和個人客戶，其數據資源入表需厘清權屬關系。信息保護愈加趨嚴，銀行數據資源的價值開發不能踩到安全和隱私的“紅線”。
觀察：入表規模小、潛力大
將數據資源以無形資產的形式納入報表，正被各家銀行提上日程。
去年8月，恒豐銀行成為國內首個實現數據資產入表的銀行。根據上市銀行披露的年報信息，2024年已有中信銀行(601998)、光大銀行(601818)、寧波銀行(002142)等銀行陸續將部分數據資源實現入表。
但整體看，目前數據資源入表的銀行數量較少，局限于幾家股份行，且入表的數據資源規模多為百萬元。其中，截至2024年末，中信銀行確認為無形資產的數據資源的原值為人民幣579萬元，累計攤銷為人民幣85萬元，凈值為人民幣494萬元；恒豐銀行確認為無形資產的數據資源的原值為人民幣112萬元，累計攤銷為人民幣11萬元，凈值為人民幣101萬元；光大銀行其他無形資產中包含數據資源約人民幣1809萬元。
值得關注的是，大中型銀行數據資源豐富、數據治理基礎好，數據資源的挖掘潛力較大。如國有大行中，工商銀行截至去年末的數據治理基礎達到部署數據質量規則超9萬條，制定發布信息標準10萬余項；再如郵儲銀行提到了“構筑全域數據資產管理與服務體系”，浦發銀行(600000)表示“將數據作為全新的資產形態”、“發布數據資產目錄、外部數據產品手冊和數據資產經營報表”等；中信銀行年報披露，該行盤點數據資產超150萬項。
也有一些銀行表示正推進數據資產的盤點、確權、估值等資產化活動。如齊魯銀行在2024年年報中披露，該行將數據治理提升到全行戰略層級，進一步完善數據治理體系，加強數據創新與管理，有序推進數據資產入表。
值得一提的是，更多中小銀行銀行還“盤旋“在數據治理階段，數據質量有待完善，數據資產經營和價值創造更待未來的突破。
銀行的客戶數據到底屬于誰？
雖然，可挖掘的數據價值潛力巨大，但當前銀行數據資產存在權屬界定、估值等多重難題。
銀行數據資產如何定義？按照銀行業協會發布的《銀行業數據資產估值指南》，銀行數據資產為：“銀行業金融機構合法擁有或者控制的，能進行貨幣計量的，為組織帶來直接或間接經濟利益的可辨認數據資源。”
一家城商行數字化部門業務人士告訴券商中國記者，目前關于“數據資產”的定義相對模糊，且存在各自定義的現象。據其觀察，不少銀行響應政策引導，表態要推進數據資產入表，但確實沒有一家銀行明確“數據資產”可供全行業操作的標準，即可供其他銀行按照這個定義去執行。
這背后是數據資源歸屬權界定難的現實。
“要形成數據資產，首先要回答兩個問題，即數據權屬關系，以及基于權屬關系如何定價，然而很多銀行都回答不了。” 某城商行數字化部門業務人士表示，如果這兩個問題回答不了，怎么認為它是一個資產？
“銀行擁有的客戶數據，它所屬權到底是誰的？比如在辦理業務過程中采集的客戶個人信息是銀行資產嗎？客戶沒有授權，銀行有權將其作為資產入表嗎？” 上述人士繼續發出疑問。
作為處理數據密集型機構，可以說，銀行掌握著國內企業和個人最核心的關鍵數據，故必須在保證數據安全和數據隱私的前提下，對客戶數據進行采集、運營。
銀行客戶數據的特點是無形且易復制的，既有原始采集的數據，亦有加工整理后的數據。在提升數據價值，由數據要素轉向數據資源，乃至入表和交易的過程中，銀行對其確權顯得尤為重要。從實踐看，銀行數據資源從“入表”到資產交易的路徑還遠未開通，需要銀行自身探索，以及法律法規相關政策的完善。
總結而言，清晰的所屬權、可衡量的價格，是數據作為一項無形資產可入表、交易的前提，無此前提，是對法理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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