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從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轉變下，金融體系應當如何改革，以支持創新驅動戰略？

　　2018年12月28日，2018中國金融學會學術年會暨中國金融論壇年會在北京舉行。在“高質量發展與金融供給側改革：邏輯與制度設計”主題研討中，中國人民銀行金融市場司司長紀志宏，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原所長賈康，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副校長吳曉求，光大集團研究院副院長彭文生共同參與研討。以下為紀志宏現場分享主要內容（未經本人審定）。

　　過去經濟增長靠要素驅動，盈利點各方面擔保、信用評價，都比較容易做，各個金融機構都按照這個方向來做。這和我們過去以外貿拉動的增長方式，以城市化非常迅速大規模的城鎮化階段，都有它的合理性或者相適應。我們要不要從這樣一個要素驅動增長模式轉向創新驅動的增長模式？今天也講到高質量發展，我們的金融體系確實面臨比較大的挑戰，銀行體系或者以間接融資為主的體系能不能支撐這樣一個創新驅動戰略的實施？我們知道創新產業一般來講風險高，有的可能期限也比較長，所以也需要很多長期資本的進入，定價也比較難。

　　在這樣一個轉型過程中，我們面臨的是整個金融市場風險評估體系、風險識別能力和風險定價能力的全面提升和轉型。剛才賈康老師也講到壟斷的問題，原來我們說是利率管制，現在利率市場化，利率市場化是一個“魔鬼”，一旦這個魔鬼放出來以后，能不能有效的駕馭利率市場化的進程是很重要的。金融市場的核心競爭能力就是定價能力，一個是長期定價的能力，一個是風險定價的能力，一個是主體信用定價的能力。現在我們講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很多融資難是因為金融部門很難給出價格，或者給不出價格，就自然不在服務的范圍之內了。融資貴的問題核心是風險溢價高的問題，我們金融體系和全社會共同努力降低風險的成本。但是形成風險溢價的因素非常多，法制環境、債權人保護的程度，這些都會影響風險溢價。當然也還有信用風險等等其他方面的因素。供給側改革的一個核心任務，就是提升整個金融市場有效定價的能力，從全社會來講是降低制度性原因形成的風險成本比較高的問題。我們說要適應這個東西，這種變化一個是直接融資的比重要進一步提高。現在商業銀行要支持小微、支持大發展的情況下，老面臨資本補充不足的問題，或者資本金約束的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根本上還是要有直接融資的發展，直接融資的發展根本上來減輕原來完全依靠銀行體系的被動的局面。同時直接融資的風險偏好也是不一樣的，銀行一般來講風險偏好程度都比較低，轉向的過程中完全依靠這套體系可能是有限制性的。所以一方面還是要提高直接融資的比重，另外怎么來提升定價的能力，對不同市場選擇的功能進一步發揮好。

　　當然，這是一個非常系統性的工作，我們也看到整個金融市場這方面已經在進步，貸款利率也在浮動，上浮比重或者下浮比重跟著經濟變化也在不斷的發生調整。包括民營企業債券發行，對民營企業的定價幅度是比較寬的，但是國有企業的定價幅度比較窄，信用風險的差異比較小，金融市場有的時候給不出一個很好的定價。所以這里面確實涉及到，商業銀行競爭什么？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風險識別能力、風控能力，定價能力方面的競爭，有沒有這樣一個能力全面的提升。過去我們說只要有土地抵押，有外貿出口的訂單，大規模工業化的生產，信貸就很容易進去。我們現在要發展創新企業、科技類企業，甚至很多都是服務業，輕資產，這樣，這些行業的風險識別能力跟得上是一個很關鍵的問題。

　　另外，在發展直接融資的過程中還是要解決好長期資本的問題，以及長期資金定價的問題。我們對長期資金的定價市場上很難形成共識，所有的理財產品都是三個月內拱起來，做股權投資，明股實債。老百姓(603883,股吧)也不知道他能承擔的相應利率定在多少是他認可的，或者是他能夠承受的。所以通過什么樣的市場化機制來發現不同期限的價格，有共識的價格，這樣對培養長期資本市場是至關重要的。所以我們說包括國債收益率曲線都是很重要的技術性功能。

　　在風險比較高的背景下，很重要的是對投資人的保護，違約比較多的情況下，違約處置的效率要高，一個違約發生以后一處置就是好幾年，法院遲遲判決不出來，產品有的都解散了，產品都掉期了，但是判決還沒完成，賠償率或者最終損失收回的比例也不夠高，這樣會極大影響投資人的信心，也影響對長期資本的投入。

　　在這個過程中，稅收政策在利率市場化的背景下是非常重要，因為定價有沒有稅收，含多少稅收，像資產證券化、REITs、債券收益的征稅制度，對這些方面的設計都會影響到非常精準的比較，這些都是供給側完善制度過程中非常重要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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