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2019）冀0204刑初60號刑事判決書記載，河北省唐山市古冶區人民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條第一款、三百八十六條、三百八十三條第一款第（二）項、第二、三款、第六十七條第二款、第四十五條、第四十七條、第五十二條、第五十三條、第六十四條、《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條第一款、第十九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第四十四條第三款之規定，判決被告人陶某犯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三十五萬元，陶某退繳的涉案款人民幣一百六十八萬元，予以沒收上繳國庫。

法院經審理查明，被告人陶某利用其擔任河北省灤平縣住房和城鄉規劃建設局（以下簡稱灤平縣住建局）局長、灤平縣政協副主席的職務便利，接受他人請托，為房地產開發商、工程項目承包商以及銀行從業者等在房地產項目開發審批、承攬工程、工程款結算、協調項目進展、銀行攬儲等方面為他人提供幫助，在其住建局以及縣政協的辦公室非法收受他人所送人民幣共計178萬元。有關銀行攬儲的具體犯罪事實為收受承德銀行灤平支行行長高某賄送現金3萬元。

2014年至2017年1月，陶某利用擔任灤平縣住建局局長的職務便利，接受高某請托，為其提供存款幫助，將該局管理的物業維修基金繼續存入承德銀行灤平支行。2015年、2016年、2017年春節前，陶某先后三次收受高某所送現金共計3萬元。

陶某的辯護人為其辯護稱，陶某在擔任住建局局長之前該局管理的物業維修基金已經存儲在承德銀行灤平支行，其任局長之后該筆錢仍存儲于此與高某給陶某錢款無必然聯系，受賄款應考慮按收受禮金違紀處理。

這邊廂，承德銀行灤平支行行長高某的證言則證實：陶某接受高某的請托，利用職務的便利將該局管理的物業維修基金繼續存入承德銀行灤平支行，為高某謀利的事實。

最終，承德銀行灤平支行行長高某認罪悔罪，協助司法機關確鑿陶某犯罪事實。

但這絲毫未影響高某的“官運”。企查查APP顯示，承德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灤平支行曾于2017年3月27日變更負責人，由高凌云變更為楊國嶺；同日，承德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聯誼支行負責人變更為高凌云。

根據《刑法修正案(九)》修訂后，我國《刑法》第390條規定：“對犯行賄罪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罰金；因行賄謀取不正當利益，情節嚴重的，或者使國家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或者使國家利益遭受特別重大損失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2016年4月18日開始實施的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兩高解釋》)第七條規定，為謀取不正當利益，向國家工作人員行賄，數額在3萬元以上的，應當依照刑法第390條的規定以行賄罪追究刑事責任。

試問，承德銀行這位支行長行賄的資金是掏自己腰包還是單位列支呢？自掏腰包則不屬于單位行賄罪，說明承德銀行風控嚴格，日常普法卻缺位；單位列支，那就是單位行賄罪了，公眾有理由相信，高行長不會獨斷專行，擅自做下此等違法之事。回過頭來講，高行長則精通法律，具體表現就是對行賄數額的精準把握。

上述疑問，還望讀者諸君，集思廣益。

“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待行賄行為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其中，犯罪較輕的，對偵破重大案件起關鍵作用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現的，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該行長或屬犯罪較輕，但其對偵破案件起關鍵作用或有重大立功表現，則有待考量。如果沒起關鍵作用，沒有重大立功表現，那么他是怎么免除處罰的呢？

賄賂犯罪作為社會腐敗的一大惡源，嚴重侵害了國家公職人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因此，對于賄賂罪，無論是受賄還是行賄都應當受到嚴厲打擊。

那么高行長呢？分支行觀察獲悉該負責人目前在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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