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需要努力使中國企業的公司治理能夠被國際上看明白，同時能夠接受我們這種實踐，我們的實踐肯定也是整個國際市場公司治理的一個部分。”周小川說。

　　6月18日，在第十二屆陸家嘴(600663,股吧)論壇上，中國金融學會會長、中國人民銀行前行長周小川對中美產生隔閡期間中概股相關問題進行了詳細回答。他表示，由上海來接替美國資本市場的角色、接納中概股回歸，有七大積極因素和三大不樂觀的因素。

　　“從去年‘魯比奧法案’開始，去年以來，美國通過了一系列政策，都與中概股有關。中概股現存250家左右，將來怎么辦？未來是不是中國公司就不可能去紐約市場申請上市了？這種資本市場的功能究竟由誰去補充？是香港市場還是上海市場？上海市場有哪些機會？”周小川開門見山說道。

　　他表示，首先應該厘清一個概念。中國媒體喜歡用“退市”這個說法，但實際上比較準確的說，應該是中概股中某些少數企業想通過主動的私有化從紐約交易所退市，再尋找其他地方二次上市。就紐約交易所來講，這些企業是摘牌。摘牌和退市雖然很接近，但是技術細節是不一樣的。

　　他坦言，目前中美之間存在隔閡，這些中概股企業怎么辦？可能少數公司過去就做了準備，準備先私有化再找別的地方上市，但多數公司恐怕并沒有打算這么做。如果按照這個法案要求進行摘牌的話，國際投資者，特別是美國投資者和一些機構投資者的利益會受到損害。對美國方面，特別是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來說，如何體現他們保護美國以及其他國際投資者的利益將是一個考驗。

　　上海多年以來一直在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在這種挑戰和機遇之下，是不是有可能一定程度上接替美國資本市場所起的這種角色？周小川認為，有七大積極因素和三大不太積極的因素。

　　從樂觀的角度來看：

　　第一，中國是個高儲蓄的國家，儲蓄率非常高。中國歷年總儲蓄占GDP比重超過40%，因此只要機制做得好，很容易找到資金投資新興和成長的公司。這是個很積極的因素。所以從資金面上來講，并不是中概股公司非要依靠國際市場融資，國內空間還是很大的。

　　第二，這次的事和瑞幸咖啡很有關系，當然還有很多其他因素。雖然有一些中概股公司出了問題，但總體來講，中國GDP增長高于全球平均的增長，從供給側角度來說，我們還是會有不少好的公司，上市公司的資源還是存在的。

　　第三，資本市場有一個培育發展的過程。中國經過了30年左右坎坎坷坷的路徑，到目前為止資本市場的發展已經取得了一個很好的動能。雖然仍有差距，但包括市場建設、監督，以及圍繞資本市場的機構的成長都有很強的內在動力。

　　第四，在透明度問題上，中國方面在公司治理、外部審計質量等方面也有愿望和動力。這么多年來，中國也在資本市場上打擊了很多欺詐上市、操縱市場、虛假信息、內幕交易等行為。廣大投資者對這些不良行為十分憎恨。當然，提高監管水平、逐步改進公司治理也需要一個過程。

　　第五，過去中國的貨幣不是可自由使用的一種貨幣，一個只限于中國國內的市場，國際性就不強。但是這些年來，人民幣可自由使用程度在不斷提高。2016年底，國際貨幣基金將人民幣納入SDR貨幣籃子。目前距離資本項目可兌換，他個人認為差距并不是很大。我指的可兌換還是在堅持反洗錢、反恐融資和一些基本規則情況下的可控的可兌換。當然，這方面不同的學者可能看法也不完全一樣。

　　第六，從2014年開始，中國陸續搞了滬港通、深港通，后來又有滬倫通，開放性大幅度增強，這方面還可以進一步提高。

　　第七，最近我們看到中國出臺了一系列金融行業對外開放的政策，包括了很多和資本市場有關系的市場準入、業務范圍等方面的改進。

　　另外，也有一些不太樂觀的評論，周小川指出：

　　第一，這次瑞幸事件以及前一階段出現的若干個中概股公司被查出來做空，都暴露出在會計、審計和透明度上和國際化的要求還有差距。也有個別人把這個問題和國家經濟安全聯系在一起，認為不可能找出解決辦法，對此周小川個人是不太認同的。

　　第二，在公司治理方面，中國很多公司治理外面的人看不太懂。過去外界對國有企業或者國有控股企業的公司治理疑問比較多一點，最近兩三年有一批民營企業在公司治理上出了不少問題，也有相當一部分因此出現倒閉、違約等等情況。這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我們需要努力使中國企業的公司治理能夠被國際上看明白，同時能夠接受我們這種實踐，我們的實踐肯定也是整個國際市場公司治理的一個部分。

　　第三，作為一個大國，中國對外開放多數是先搞一些試點然后逐步開放，愿望上是要把中國建成開放性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這方面的措施還不夠，還需要下更大的決心。上海金融市場的發展還是很不錯的，但是總的來講，還稱不上是真正國際的。

　　最后，最近有討論說，國際資本市場中心都是實施普通法的，比如紐約、倫敦、新加坡，認為只有普通法情況下才能使資本市場順利發展，而條文法或者大陸法系里搞不出真正大規模、國際化，能夠隨時演變的資本市場中心。這個說法可能有一部分原因是為了發展他們自己的市場，從希望大家都依靠他們發展的角度來說的，周小川認為這個觀點是可以討論的。中國實際上制度規則的演變還是很快的，許多試點、政策，都有自己特色的東西，這方面可以繼續探索。

　　“美國出臺《外國公司問責法案》后，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特別是資本市場中心是否能夠接受和承擔這個挑戰？能否借這個機會加快發展，真正建成國際金融中心？這既是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內容，同時也是一個挑戰，具有不確定性。”周小川指出，中國如果真正下決心，要在這方面作出長足的發展，必須注重國際化，加強國際合作，在推動上海繼續發展國際機構、國際資本往來方面上一個大臺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