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林鴻

　　7月6日，滬指突破3300點，銀行股迎來歷史性漲幅9.49%，成為A股“最靚的板塊”，作為中小銀行學習標桿的招商銀行(600036,股吧)，總市值也邁入“萬億俱樂部”。

　　相比于A股上市銀行的紅火，眾多中小銀行的IPO之路卻是格外坎坷，今年以來，尚沒有一家商業銀行過會或發行。據了解，目前中小銀行IPO事宜推進遲緩的主要原因，在于部分中小銀行公司治理以及資產質量等方面的不透明問題，特別是一些中小銀行在改制的過程中，引入了社會資本，這些社會資本進入的歷史沿革、身份正當性等也需要較為嚴謹的論證。

　　其實近日來，有關中小銀行的話題，持續登上熱搜。

　　既有中小銀行被動的陷入擠兌風波。如6月中旬，山西、河北的兩家法人城商行，因網絡謠言引發擠兌風波，甚至由地方政府領導出面保證，方才平息。

　　也有中小銀行主動的收購兼并重組。如6月初，常熟銀行(601128,股吧)以10.5億元入股鎮江農商行，成為其第一大股東；6月下旬，無錫銀行(600908,股吧)、江陰銀行(002807,股吧)公告稱擬共同發起成立徐州農商行。

　　當然，也有傳聞許久的靴子，可能即將落地。如6月下旬，攀枝花市商業銀行和涼山州商業銀行發布公告稱，雙方擬通過新設合并方式共同組建一家商業銀行，也就是傳聞數年的“四川銀行”。

　　上述所涉及到的幾家中小銀行，資產規模多在千億以下，經營區域集中在本地，整體的抗風險能力較弱，近年來隨著宏觀經濟環境、區域經濟結構的變化以及監管態勢的持續趨嚴，其經營壓力比較大。

　　一、中小銀行兼并重組的監管導向

　　當然，以上述銀行為代表的中小銀行的困境，也受到了監管部門的高度關注。今年以來，中央金融監管部門對中小銀行的改革發展問題尤為關注。國務院金融委多次召開會議，就加快中小銀行改革發展作出部署，提出要深化中小銀行改革，健全適應中小銀行特點的公司治理結構和風險內控體系，從根源上解決中小銀行發展的體制機制問題。

　　此外，關于中小銀行合并重組，政策層面也已提前預告。4月21日，銀保監會副主席曹宇在國新辦發布會上介紹，大家今年會陸續看到中小銀行的改革重組工作力度會比較大，特別是進行市場化重組這方面的力度和措施會比較多。包括銀保監會也將對中小銀行實行差異化的監管政策，這些方面都將為中小銀行的改革重組創造有利的條件。

　　7月3日，《經濟日報》刊發中國人民銀行黨委書記、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文章《完善公司治理是金融企業改革的重中之重》。文中指出，就中小銀行和保險、信托公司而言，最突出的不良案例是大股東操控、內部控制，還有比較普遍的行政干預現象。

　　7月4日，銀保監會首次公開銀行保險機構重大違法違規股東名單，共有38名。有媒體梳理了這38家股東所參股的幾家銀行，除了去年被接管的包商銀行，今年收歸國有的成都農商行外，另外幾家銀行多為地方性銀行，資產規模也多在千億以下。

　　上述違法違規的股東，入股參股中小銀行的時機，多在城信社向城商行轉型之際，也就是城信社和城商行的第一輪及第二輪兼并重組時期。隨著常熟農商行入股鎮江農商行，無錫銀行、江陰銀行等參股新設徐州農商行，以及攀枝花銀行和涼山州商業銀行通過新設合并方式共同組建四川銀行，有關中小銀行兼并重組的信息，再次引發輿論關注。

　　二、中小銀行兼并重組的重點對象

　　筆者認為，當前經濟和監管環境下，特別是新冠疫情黑天鵝所帶來的非預期性的外生沖擊，中小銀行間的兼并重組，可謂箭在弦上。當然，本輪的兼并重組，應該主要在規模千億以下的城商行、農商行之間展開，而相較于各省一般都設有省聯社統籌協調的農商行而言，地方性的中小型城商行，恐將成為本輪兼并重組的重點。

　　相比于農商行、農信社及農合行，不少地方性的中小型城商行，其股權結構更加難以穿透，股權關系更為復雜，且已日漸脫離了地方政府的掌控，成為一個“黑洞”。特別是經歷了城信社向城商行轉型的兩輪改革重組浪潮，引入了不少民營巨頭企業入股甚至控股，疊加當時城信社的創始團隊甚至創始人的個人影響力，這類地方性的中小型城商行公司治理并不健全，內部制衡機制欠缺，盡管可能在制度、流程、崗位制約等方面，已按照監管要求制定，達到形式合規，但其三道防線的真實效力恐難言樂觀，內部決策的一言堂現象恐難以避免（如錦州銀行），而經營背后的種種利益關系平衡，恐更加難以想象。

　　當然，反思當下規模仍在千億以下的地方性中小型城商行，在其發展歷程中，或由于歷史包袱的原因，或由于公司治理混亂或戰略失誤或執行不到位等因素，基本是錯失了銀行業發展的幾次黃金機會，不論是08年的四萬億時代，亦或是13年以來大資管時代，都沒能有效的把握，以至于十幾甚至二十幾年來，經營提升緩慢。當然，在服務實體經濟方面更是差強人意。

　　時至今日，不少地方性中小型的城商行，其經營區域雖集中在本地，但服務的區域客群規模卻非常有限，甚至遠不如當地的農商行，如江蘇蘇中地區的農商行，經營成效遠高于同處一地的小型城商行，引發了該小型城商行股東的強烈不滿。由于服務區域客群規模有限，不少地方性中小型城商行主要依賴同業投資盈利，因而其利潤結構并不合理，經營風險因而較為突出，本應服務區域的金融資源，卻沒有真正的投入到當地經濟發展中，同時也影響了資源的配置效率。從這個角度來看，對此類地方性中小型城商行的兼并重組，能夠提升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減少資金空轉現象，真正引導中小銀行服務區域的實體經濟。筆者認為，這也是中小銀行兼并重組的出發點，即提升資源利用效率，真正服務實體經濟。

　　三、千億以下城商行群體分析

　　根據統計到的129家城商行的資產規模數據（截至2019年12月31日），千億以下的城商行有37家，占比達到28.7%，而這37家城商行中，四川有6家（四川城商行共13家，其中還有涼山州和雅安商業銀行沒有披露數據，但應該也在千億以下，這樣共8家在千億以下），遼寧有5家（遼寧城商行共15家），浙江有5家（浙江城商行共13家），山東有4家（山東城商行共14家），山西有4家（山西城商行共6家），新疆有4家（新疆城商行共6家），內蒙古兩家，云南、西藏、寧夏、海南、江蘇、河北、河南各1家。

　　筆者認為，上述千億規模以下的城商行，除浙江地區民營經濟比較發達，城商行數量較多（如臺州地區有三家法人城商行，臺州、民泰和泰隆）之外，其他地區的城商行數量與區域經濟發展水平仿佛并不適配，特別是對于中西部地區而言，省內本就有限的金融資源卻被分散開來，而省級政府對金融資源的管理和利用資源的能力也因此大打折扣，當然地方性銀行經營幕后的種種利益交換更加難以有效監測和防控，如近日中部某省的金融反腐震蕩，無疑也證明了這一現象。

　　當然也有新疆銀行和海南銀行，由于組建成立時間較短，規模尚未達到千億。

　　在城商行兼并重組方面，2005年成立的徽商銀行和2007年成立的江蘇銀行，開創了城商行重組的典型范式，引發了城商行的第二輪兼并重組熱潮。而2014年由河南省的13家地方銀行組建而成的中原銀行，則成為近年來中小銀行重組的新標桿，特別是中原銀行作為傳統銀行整合的后起之秀，在數字化轉型方面的探索卓有成效，儼然成為一匹黑馬，也成為當下中小銀行學習的榜樣。

　　此外，也有一些歷史的原因，造成了一些省份省內城商行數量眾多而難以整合，如傳聞數年的四川銀行，以及東部某省的城商行整合問題。在十多年前，東部某省的法人銀行就曾想過走“徽商銀行”的模式，甚至連合并后的名字都想好了，但最終不了了之。此后很多年的時間，省內銀行各自為戰，精力分散，多而不強，也出了很多問題。如個別法人城商行前后三任董事長貪腐被起訴，以及個別法人銀行在不到一年時間內，包括前董事長在內的四名副行級以上的高管相繼被查等等。當然，該省銀行業最大的新聞，莫過于高管私分公款案，當然目前控辯雙方激烈交鋒，究竟是“圣人”還是“罪人”，都還有待法院判決。不過隨著地方省級政府的介入，這家省內唯一的全國性股份制銀行總算撥亂反正，走上正軌，當然，與之相伴的是，省內法人城商行也經過省級國資企業入股甚至控股、監管部門領導出任地方法人城商行掌舵者、市場化選聘國有大行管理人才進入經營管理層等一系列舉措，推動省內法人城商行走上快速發展之路。如近日該省中部某城商行董事長交班、該省南部某城商行新一任行長及副行長、首席信息官等選聘結束，也意味著省內法人城商行或將掀開發展的新篇章。省級政府或將專注于打造好全國性股份制銀行，地方性法人城商行依然由地方政府或省級國企市場化運營，但隨著越來越多的地方性法人城商行被省級國資委下屬的大型省企控股，如何協調和高效利用省內金融資源，特別是省級國資委下相對分散的金融資源，提升金融配置效率，以及如何把省內有限的資源，在省級股份制銀行和地方性法人城商行之間分配和協調，也考驗著地方政府及監管部門的智慧。

　　總體而言，筆者認為，中小銀行的兼并重組，或將主要發生在地方性中小型的城商行群體中，而考慮到目前規模千億以下的城商行分布地區和其歷史淵源，“四川銀行”模式的可復制性也需要慎重思考，但相比于全省資源的協調難度，個別的地方性中小型城商行，其經營困境短時間難以扭轉，作為承擔屬地風險處置責任的地方政府和監管部門，可以創新重組思路，比如借鑒當初蘇州銀行(002966,股吧)從農商行轉變為城商行的模式，可由區域內經營較好的農商行收購區域內經營較差的城商行，既實現從農商行牌照向城商行牌照的轉換，突破農商行機構不出縣的制約，也可以用市場化的方式，把風險穩妥的化解在區域內，實現雙贏。

　　當然，歷史的演進，既難以預測，也在預料之中。中小銀行的兼并重組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只是到來時間早晚的問題。兼并重組能夠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質效，減少金融腐敗案件的發生頻率和概率，于地方政府、監管部門及中小銀行本身都是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