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卜祥瑞 ，系南方財經法律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兼首席研究員
銀團貸款是銀行業金融機構同業間合作的一項重要金融產品，既是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重要方式，又是管控授信業務風險的重要手段。依據相關規定，銀團貸款牽頭行牽頭組建銀團、代理行從事代理委托等工作，借款人依約應當作出相應補償，支付包括安排費、承諾費、代理費等銀團費用。實踐中，在借款人違約未支付銀團貸款本息時，往往會就銀團貸款費用收取問題向受訴法院提出抗辯，受訴法院最終能否支持銀團貸款收費事宜將直接影響銀行業金融機構的利益，甚至會導致其業務布局產生深刻調整。為此，本文擬結合相關司法判例，就銀團貸款費用收取的法律風險識別及其應對進行簡要分析。
一、收取銀團貸款費用的規范性依據及限制
近些年來，國家金融管理部門依據《商業銀行法》《銀行業監督管理法》《價格法》等法律規定，先后制定并印發了《商業銀行服務價格管理辦法》（中國銀監會、國家發展改革委令2014年第1號）、《關于支持商業銀行進一步改進小型微型企業金融服務的補充通知》（銀監發〔2011〕94號）、《關于整治銀行業金融機構不規范經營的通知》（銀監發〔2012〕3號）、《商業銀行服務政府指導價政府定價目錄的通知》（發改價格〔2014〕268號）、《關于完善銀行卡刷卡手續費定價機制的通知》（發改價格〔2016〕557號）、《關于取消和暫停商業銀行部分基礎金融服務收費的通知》（發改價格規〔2017〕1250號）《關于開展銀行違規涉企服務收費專項治理工作的通知》（銀保監辦發〔2019〕131號）、《關于進一步規范信貸融資收費 降低企業融資綜合成本的通知》（銀保監發〔2020〕18號）、《關于開展銀行業保險業市場亂象整治“回頭看”工作的通知》（銀保監發〔2020〕27號）等一系列監管規制，開展了與銀行業收費相關的專項檢查與整改活動，切實規范銀行業金融機構收費行為，并取得了較好的實效。需要說明的是，不同于一般的雙邊貸款，銀行業金融機構在具有多邊性質的銀團貸款業務中收取相關費用，并非違法收費，滿足息費分離的前提下，該等收費行為存在規范性依據作為支撐。
（一）銀團貸款收費的規范性依據。銀團貸款業務在我國金融產品布局中發展較晚，銀團貸款收費的規范性依據經歷了從無到有的過程。早在1997年10月28日，中國人民銀行就發布了《銀團貸款暫行辦法》（銀發〔1997〕415號，該辦法已于2012年1月4日廢止），該辦法第二十一條規定，除利息外，銀團貸款成員行不得向借款人收取其它任何費用。銀團貸款所發生的費用支出，由代理行承擔，或由銀團成員協商解決。由此導致的問題是，牽頭行或者代理行提供銀團貸款服務時不能收取費用，而其他成員行則可以無償享有借款客戶信息和項目評價，并分享貸款收益，此種付出與回報的劇烈反差必將嚴重挫傷牽頭行發起銀團貸款的積極性。
在總結和反思《銀團貸款暫行辦法》實施經驗的基礎上，原中國銀監會于2007年8月11日發布了《銀團貸款業務指引》（銀監發〔2007〕68號，該指引于2011年8月1日修訂），該指引第四十三條第一款規定，銀團貸款收費是指銀團成員接受借款人委托，為借款人提供財務顧問、貸款籌集、信用保證、法律咨詢等融資服務而收取的相關中間業務費用，納入商業銀行中間業務管理。同時，該指引第四十四條第一款規定，銀團收費的具體項目可包括安排費、承諾費、代理費等。自此，銀團貸款收費有了明確的監管規范依據。
此外，《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支持小型微型企業健康發展的意見》（國發〔2012〕14號）第三條第十一項規定，除銀團貸款外，禁止金融機構對小型微型企業貸款收取承諾費、資金管理費。開展商業銀行服務收費檢查。嚴格限制金融機構向小型微型企業收取財務顧問費、咨詢費等費用，清理糾正金融服務不合理收費。中國銀行(601988)業協會《銀團貸款中間業務收費行為自律公約》第三條規定，銀團貸款收費是指本公約第二條規定的機構辦理或參與境內銀團貸款時接受借款人委托，為借款人提供銀團籌組、包銷安排、貸款承諾、銀團事務管理等服務而收取的相關費用，是銀團借款人在貸款利息之外支付的費用，計為借款人的綜合融資成本，并納入商業銀行中間業務收費管理。《銀團貸款中間業務收費行為自律公約》第六條規定，銀團貸款各成員行按照承擔的角色和提供的服務可收取相應費用，具體項目可包括安排費、承諾費、代理費、參加費等。
綜上可知，區別于一般的雙邊貸款，在具有多邊性質的銀團貸款業務中收取銀團貸款費用是銀行業金融機構的權利，該權利與其在《銀團貸款業務指引》和《銀團貸款合同》項下的法律義務、法律風險以及自身的權利限制條款是相匹配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講，銀行業金融機構成功發起和籌組銀團貸款本身即構成了向借款人收取銀團貸款費用的一部分對價。
（二）銀團貸款收費規制的限制。在銀團貸款收費存在規范性文件依據的前提下，銀行業金融機構收取銀團貸款費用是否就無須受到規制呢？當然不是。為保障銀團貸款業務行穩致遠并最終服務于實體經濟，銀團貸款收費仍須受到必要的限制。
1.收取銀團貸款費用的定性約束條件。早在2011年10月24日，原銀監會發布《關于支持商業銀行進一步改進小型微型企業金融服務的補充通知》（銀監發〔2011〕94號），明確提出了“兩禁兩限”：除銀團貸款外，銀行不得對小微企業收取承諾費與資金管理費（兩禁），嚴格限制對小微企業收取財務顧問費和咨詢費（兩限）。《銀團貸款業務指引》在賦予銀行業金融機構收取銀團貸款費用權利的同時，亦設定了合理限制條款。《銀團貸款業務指引》第四十三條第二款規定，銀團貸款收費應按照“自愿協商、公平合理、質價相符”的原則由銀團成員和借款人協商確定，并在銀團貸款協議或費用函中載明。該款規定涵蓋了三個核心判別要素，分別是質價相符、協商確定和書面載明，實踐中，借款人出于希望銀團盡快放款的考慮，通常都會與銀行業金融機構簽署同意支付銀團貸款費用的書面文件，并注明經協商一致。因此，借款人一旦因銀團貸款合同糾紛向受訴法院就銀團貸款費用提出抗辯，其主要理由通常是有違質價相符的原則。
對于質價相符原則，在其他相關規范性文件中亦有體現，國家發展改革委辦公廳于2016年6月5日發布了《國家發展改革委辦公廳關于印發〈商業銀行收費行為執法指南〉的通知》（發改辦價監〔2016〕1408號），該指南第九條規定，商業銀行收費行為應當遵循依法合規、平等自愿、息費分離、質價相符的原則。質價相符，是指商業銀行應當根據客戶的實際需要，提供價格合理的服務。顧問與咨詢類、資金監管類、資產托管類、融資安排類等業務，特別應當體現實質性服務的要求。
需要強調的是，在銀團貸款業務中，對于何謂實質性服務的認定莫衷一是，需要綜合考察與交易相關的眾多條件和因素（如貸款規模、貸款期限、借款人所處行業、借款人的誠信與聲譽、借款項目風險、分銷難度等等）。銀團貸款業務可以為借款人提供更高金額和更長期限的授信和融資、更持久的合作渠道和機會，該種服務內容明顯區別于一般貸款，也正是銀團貸款業務的獨特性價值所在。此外，從法理上來講，質價相符原則是誠實信用原則在銀團貸款收費監管領域的具體體現，因此，判斷質價相符與否，首先應遵循商事交易當事方之間的合同約定，這既是對交易雙方合意的尊重，更是對商事交易甚至銀團貸款業務安全與秩序的保障。
2.收取銀團貸款費用的定量約束條件。按照當前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政策取向，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政策亦在引導和規范金融交易的融資成本，并體現在司法解釋之中。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進一步加強金融審判工作的若干意見》（法發[2017]22號）第二條第2款規定，金融借款合同的借款人以貸款人同時主張的利息、復利、罰息、違約金和其他費用過高，顯著背離實際損失為由，請求對總計超過年利率24%的部分予以調減的，應予支持，以有效降低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需要說明的是，按照2021年1月1日生效實施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二十五條規定，出借人請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約定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但是雙方約定的利率超過合同成立時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四倍的除外。
此外，依據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8日發布的《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法〔2019〕254號，簡稱《九民紀要》）第51條規定，金融借款合同糾紛中，借款人認為金融機構以服務費、咨詢費、顧問費、管理費等為名變相收取利息，金融機構或者由其指定的人收取的相關費用不合理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提供服務的實際情況確定借款人應否支付或者酌減相關費用。
銀團貸款合同糾紛在性質上屬于金融借款合同糾紛，與民間借貸本質不同，理應不適用民間借貸關于利息上限的規制規則。但是，最高人民法院有關法官認為，“因為金融借款利率比民間借貸利率低，因此，金融借款的總成本顯然應該低于民間借貸利率的上限”（詳見《〈九民紀要〉理解與適用》第332頁）。
雖然最高人民法院認為金融借款利率的上限應當低于民間借貸利率的上限，但是筆者認為對此問題不應當一刀切式處理。回到商業實踐并具體到銀團貸款業務中，因綜合融資成本較高，倘若借款人可以通過單一銀行獲得貸款，其絕不會申請銀團貸款，此為商業常識。但是銀團貸款恰恰可以解決借款人的多家授信、求貸不得的痛點問題，作為對價或者補償，借款人需要支付銀團貸款費用，僅此而言，初始交易時借款人明顯是利得方（無需多頭申請授信、多次開展項目評估、多次辦理抵質押等），否則其將喪失交易機會。而這種機會不是單一銀行可以提供的，更非民間借貸可以給予，因此，判斷銀團貸款費用的收取上限規則應有別于民間借貸。
二、銀行業金融機構收取銀團貸款費用的判例研究
經筆者以“銀團貸款”、“貸款費用”、“最高人民法院”等為關鍵詞進行檢索，與本文分析對象相關且有參考價值的主要判例有以下四份：（2018）最高法民終422號案、（2017）最高法民終329號案、（2020）最高法民終111號案以及（2020）最高法民終193號案。其中，（2017）最高法民終329號案、（2020）最高法民終111號案和（2020）最高法民終193號案均認定貸款費用收取問題與貸款合同并非同一法律關系，不應在一案中處理；（2018）最高法民終422號案和（2017）最高法民終329號案均認為借款人關于貸款費用沖抵貸款本金的請求不應得到支持。詳述如下：
（一）第一類判例：貸款費用收取問題與貸款合同并非同一法律關系，不應在一案中處理。在（2017）最高法民終329號案中，最高法院認定，耀華房地產公司訴訟中辯稱中信銀行(601998)合肥分行及案涉貸款的實際委托人東方資產南京辦事處均以收取財務顧問費的名義變相收取案涉貸款利息，雙方收取的財務顧問費應沖抵案涉貸款本金或利息，因耀華房地產公司分別與中信銀行合肥分行、東方資產南京辦事處簽訂有《財務顧問協議》《財務顧問服務協議》，雙方就該協議產生的法律關系與本案借款合同非同一法律關系，本案中不予處理。
在（2020）最高法民終111號案中，最高法院認定，五洲城公司為履行上述《安心賬戶托管（客戶融入資金）協議》《并購重組顧問協議書》《股權融資財務顧問合同》《投融資顧問業務服務協議》《企業年金計劃管理顧問合同》而支付的4763萬元，系其履行上述協議中約定的付款義務的行為。五洲城公司如認為工商銀行所屬相關分行、支行未履行上述協議、存在違規收取4763萬元管理費的行為，五洲城公司可以按照上述協議所體現的法律關系另行向合同相對方主張權利。本案中，……五洲城公司主張直接在本案所涉金融借款合同關系中，在其應承擔的還款本金中扣除4763萬元，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本院不予支持。
另，最高法院在（2020）最高法民終193號案中也認定，工行自貿區分行提供了相關金融服務合同予以佐證，君臨公司亦自稱上述2900萬元為服務費用。故君臨公司所稱的650萬元，與本案不是同一法律關系，君臨公司要求從本案借款本金中扣除650萬元的主張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第二類判例：借款人關于貸款費用沖抵貸款本金的請求不應得到支持。最高法院在（2018）最高法民終422號案中認定，建行南陽分行、宛達昕公司與民生銀行(600016)鄭州分行所簽《銀團貸款合同》第二十條約定：“借款人應當向銀團支付銀團費用。銀團費用包括安排費、代理費、參加費和承銷費……其中應向建行南陽分行支付2160萬元。”該約定系各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宛達昕公司亦已向建行南陽分行支付了該2160萬元。因此，建行南陽分行向宛達昕公司收取銀團費用不違反行業規范，亦有合同依據。博源公司上訴提出銀團費用2160萬元應沖抵本案貸款本金的主張，理據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另外，在（2017）最高法民終329號案中，最高法院還認定，案涉合同約定的部分義務已經得到各方當事人的主動履行，表明各方對于合同約定內容以及合同目的并無認識上的分歧，該種已然形成的交易秩序只要不存在顯失公平的情形，應當予以維護。雖然東方資產江蘇分公司、中信銀行合肥分行不能提供充分證據證明除了本案委托貸款業務之外，還向耀華房地產公司提供了其他服務，但包括耀華房地產公司在內的各方當事人均不否認本案委托貸款業務亦屬于雙方協議的約定內容，因此耀華房地產公司主張其已支付的財務顧問費應抵扣欠付的貸款利息，理據并不充分。
筆者認為，最高法院在（2017）最高法民終329號案認定內容的實質，是指出了委托貸款業務本身就應被看作是貸款銀行提供的服務內容，相關收費因此存在事實與法律依據。這與前文關于銀團貸款業務獨特性價值的分析觀點是一致的。
三、防控銀團貸款服務收費風險的建議
金融借款與民間借貸的主要區別在于銀行業金融機構在提供貸款的同時可提供部分附加服務，在銀團貸款業務中，銀行業金融機構更是將附加服務做到了近乎極致，但該服務是有償的，有償的載體就是本文所分析的銀團貸款費用。金融監管規制的調整及部分涉及銀團貸款爭議的裁判取向，客觀上折射出來完善銀團貸款服務的方向。
（一）堅持依法合規經營，力證收費質價相符。銀團貸款具有標的巨大、主體較多、條件相對優惠、服務收費多維等特點，尤其是近年來多涉及企業融資服務收費監管逐步強化，而金融審判緊跟金融監管政策，往往會忽略了系統性思維而過度強調了穿透行思維，導致部分案件裁判在法律適用、法律關系認定上出現問題。對此，銀行業金融機構需要強化依法合規經營意識，嚴格落實監管合規要求，不越合規紅線，依規依約為銀團貸款提供服務。落實好“兩禁兩限”、“七不準”、“四公開”等要求，特別是不得借發放貸款或以其他方式提供融資之機，要求客戶接受不合理中間業務或其他金融服務而收取費用；不得將利息分解為費用收取；不得在提供融資時強制捆綁、搭售理財、保險、基金等金融產品。嚴禁合作機構以銀行名義向銀團貸款客戶收取任何費用，也不得未提供實質性服務而向銀團貸款客戶收取費用。2019年以來，銀保監會貴州監管局及安順分局先后對建行、農行有關分支機構貸款三查不盡職、違規辦理銀團貸款業務進行了處罰。合規仍然是辦理銀團貸款業務的重點。需要指出的是，銀團貸款的牽頭行不僅不得向客戶違規收取費用，按照中國銀行業協會《關于嚴格自律遵守大額授信上限 大力推動銀團業務發展的通知》要求，牽頭行也不得向參團行收取任何費用，從而影響參團行參與銀團貸款組建的積極性。
前文已述及銀團貸款費用的收取依據及其限制情形，實踐中爭議點主要集中在“質價相符”的認定規則。為此，需要明確和澄清銀團貸款費用的性質，其不屬于變相收取的利息，而是于法有據的費用。銀團貸款費用收取的核心對價在于銀團貸款的成功籌組，此系借款人在交易初始之時同意支付銀團貸款費用的核心訴求，在借款人核心訴求得以實現的情況下，理應支付作為對價的銀團貸款費用，否則借款人難謂誠信，其抗辯主張不應得到支持。另外，基于謹慎性的考量，銀行業金融機構在從事銀團貸款業務中還應當注意完整記錄其提供服務的內容及過程，完成業務上的閉環，不給不誠信的借款人以可乘之機。值得注意的是，個別銀團貸款收費案件的敗訴既有銀行證據組織不力的原因，也一定程度上存在訴訟代理人不了解或不懂得銀團貸款金融邏輯以及監管規制的因素。
（二）堅持統一法律適用，充分尊重國際慣例。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統一法律適用工作實施辦法》第三條規定，各審判業務部門辦理審判執行案件，應當嚴格遵守法定程序，遵循證據規則，正確適用法律，確保法律統一正確實施。近年來，一些基層法院也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在涉銀團貸款收費方面裁判確實存在不統一問題，最高人民法院應進一步統一法律適用問題，堅持同案同判，維護法律的尊嚴。
另外，在司法審判中還應充分尊重國際上經過人們長期、反復實踐形成的，為國際金融界普遍認可的并被視為具有法律拘束力的習慣做法。按照我國現行的法律規定，如果我國的法律和我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沒有規定，可以適用國際慣例。《民法典》第十條規定：處理民事糾紛，應當依照法律；法律沒有規定的，可以適用習慣，但是不得違背公序良俗。原銀監會有關部門負責人在發布有關銀團貸款規制時曾指出：對銀團貸款進行收費是目前國際金融機構的通行做法，主要有安排費、承諾費和代理費等，單項費率一般在0.125%至0.5%之間。允許國內銀行業金融機構對銀團貸款業務收取適當的費用，有利于國內銀行熟悉國際慣例，掌握銀團貸款業務的國際規則，提高定價能力，也有利于建立銀團貸款業務的激勵約束機制，推動銀團貸款業務的發展。其實，在銀團貸款定價過程中，費率與利率的確定過程通常是透明的，是銀團與客戶溝通的結果。銀團貸款收費的種類和金額要由借貸雙方協商確定，并且收費標準不得高于同期同類中間業務收費水平，既確保了銀行的有償服務，又降低了借款人的融資成本，銀團貸款牽頭行的合法權益因此應當受到保護。需要指出的是，不僅在銀團貸款收費方面司法裁判出現了不統一現象，即便是對銀團貸款協議約定由牽頭行代理辦理抵質押登記、代持抵押（質押）權質權等問題也出現了不同的案件裁判。司法審判不僅要依法保護合同當事人的權利，也要充分尊重金融業務特定規律和銀團貸款國際慣例，避免因一紙裁判顛覆金融業態，引發金融行業性畸變。
（三）規范銀團貸款授信，多元解決業務爭議。為進一步優化銀企合作關系，提高金融資源配置效率，有效防控重大信用風險，銀保監會于2018年5月份印發《銀行業金融機構聯合授信管理辦法（試行）》，要求多家銀行業金融機構對同一企業進行授信時，可建立信息共享機制，共同收集匯總、交叉驗證企業經營和財務信息。而銀團貸款是由兩家或兩家以上銀行基于相同貸款條件，依據同一貸款合同，按約定時間和比例，通過代理行向借款人提供的本外幣貸款或授信業務。銀團貸款業務應當納入聯合授信管理機制，并借鑒聯合授信管理辦法規定，建立必要的信息共享機制，及時調整銀團貸款協議文本，進一步明確牽頭行、參加行和借款企業的權利義務，尤其是應明晰相關爭議的解決問題。目前銀行業聯合授信銀行與銀行成員協議、銀行與企業協議90%以上采用了協商、調解、仲裁等方式解決相關爭議，僅有5%左右的銀企協議約定訴訟方式解決相關爭議。基于此，筆者建議銀團貸款協議相關爭議解決也應當采用非訴訟方式尤其是仲裁方式解決相關爭議。
采用非訴訟方式解決銀團貸款尤其是有關服務收費方面爭議，不僅有利于維護銀行業金融機構和借款企業的聲譽，也有利于高效解決相關爭議。同時，對于標的巨大、法律關系相對簡單銀團貸款履行爭議，可以選擇優秀仲裁機構適用簡易程序、適用金融爭議仲裁規則進行審理，既可以節省仲裁費用，還可以有效提高爭議解決效率。更為重要的是，調解、仲裁解決銀團貸款等爭議，調解員、仲裁員普遍是精通金融業務、精通法律的專業人士，調解、仲裁方式能夠更好把握法律法規、金融規律以及金融監管規制之間關系，更為尊重商事主體意思自治和契約精神，也更有利于化解相關風險。可以說，推動銀行業金融機構以非訴方式解決銀團貸款等爭議已經是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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