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汪小亞  任秋瀟「作者分別系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特邀研究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博士后合作導師；中國銀行(601988)授信管理部綠色金融團隊負責人 」

文章｜《中國金融》2022年第17期

協同發展的重要意義

良好的環境信息披露有助于推動綠色金融高質量發展。環境信息披露已逐漸成為商業銀行綠色金融發展中必不可少的一環。一方面，良好的環境信息披露可以發揮積極的引導作用，促進商業銀行將更多的資源配置到綠色低碳領域、更好地把握經濟社會綠色轉型的歷史機遇、持續優化資產結構和豐富產品與服務體系、妥善處置環境與社會風險、形成差異化的競爭優勢；另一方面，良好的環境信息披露能有效降低信息的不對稱性，提高市場透明度，防范“漂綠”風險，對商業銀行的自身運營及投融資活動形成有效制約，對其塑造可持續發展的社會形象和提升品牌影響力發揮積極作用，符合商業銀行綠色高質量發展的要求。

綠色金融的快速發展可為環境信息披露提供有力支持。綠色金融的發展體現在商業銀行經營管理的多個環節，包括治理架構、戰略政策、業務發展、風險管理、綠色運營等方面。商業銀行推動綠色金融發展將為建立有效的環境信息披露機制提供保障。例如，描述董事會和管理層在綠色金融發展方面的職責，介紹商業銀行識別、評估、管理和控制環境風險方面的流程等，可以從定性維度為環境信息披露提供素材；而公布綠色金融增長的目標和指標，測算商業銀行范圍一、范圍二、范圍三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等，可以從量化維度充實環境信息披露的相關內容。

中外商業銀行的協同實踐

應對氣候變化、支持環境改善和資源節約高效利用是全球命題，中外商業銀行都越來越重視綠色金融工作，持續加大環境信息披露力度。注重綠色表現、打造綠色品牌形象已從商業銀行發展的可選項變成必選項。由于經濟社會發展階段、市場客觀條件等的差異，中外商業銀行綠色金融發展和環境信息披露的維度與方式各有特色。本文以中國銀行、匯豐銀行和花旗銀行為例，從不同方面分析其環境信息披露與綠色金融協同發展的實踐。

治理方面。中國銀行堅持董事會、管理層、專業團隊的三層治理架構，持續推動綠色金融工作落地，為強化環境信息披露提供了有力保障。由董事會定期審議綠色金融相關議題，如綠色金融發展情況、中國銀行“十四五”綠色金融規劃等。建立由董事長擔任組長的綠色金融及行業規劃發展領導小組，召開專題會議，學習國家綠色金融相關政策，審議集團重要綠色金融戰略和政策。管理層下設跨部門綠色金融委員會，委員會常設委員來自21個部門，負責協調推進落實具體事項。組建專業的綠色金融團隊，并在各部門、各分行配備專兼職的團隊或人員，具體開展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碳市場服務、綠色運營等相關事務。在高級管理人員考核中，設置綠色金融相關指標，將考核結果與薪酬分配相掛鉤，并將相關績效指標分解到相關條線和境內外分行，涉及業務量化增長目標、綠色金融政策制度、工作機制、人員配置、研究成果等。2021年，中國銀行成為氣候相關財務信息披露工作組(TCFD)支持機構，并于2022年發布《中國銀行2021年度社會責任報告（環境、社會、治理）》，首次按照TCFD和負責任銀行原則（PRB）框架完成年度信息披露。

戰略方面。匯豐銀行重視綠色金融發展，積極開展環境信息披露，致力于實現自身綠色發展和支持客戶低碳轉型。2017年，匯豐銀行成為TCFD支持機構。在2020年的首份獨立TCFD報告中，匯豐銀行披露了其凈零銀行戰略，即2030年前實現運營碳中和、2050年前實現金融資產碳中和，并宣布了新的可持續融資目標，即2030年前投入7500億～1萬億美元支持客戶低碳轉型。在含TCFD索引的2021年度報告（含年報、ESG報告）中，匯豐銀行進一步在凈零銀行戰略中加入了2030年前實現供應鏈碳中和的內容，并設定以2019年為基線，計劃到2030年前實現能耗降低50%的運營戰略目標。同時，匯豐銀行開始對油氣和電力兩個高碳行業的上游融資客戶進行分析與試算，不斷細化并追蹤戰略的執行情況，還通過情景分析和壓力測試來檢驗戰略的韌性。2020年，匯豐銀行啟動了內部氣候壓力測試和情景分析試點項目，參考央行與監管機構綠色金融網絡（NGFS）中有序轉型、無序轉型和溫室世界三大情景，對六大高碳行業對公客戶未來30年的靜態資產負債表進行壓力測試，評估轉型風險的影響，并對中國香港和英國的零售抵押貸款進行了洪水等因子在三大情景下的壓力測試，評估物理風險的影響。

風險管理方面。花旗銀行作為赤道原則的聯合創始機構之一，在推進環境信息披露與強化環境和社會風險管理方面為同業提供了良好借鑒。花旗銀行建立了自己的環境和社會風險管理（Environment and Social Risk Management, ESRM）政策。在公布的2021年ESRM政策框架中，花旗銀行部分采用國際金融公司（IFC）的八個績效標準對項目的環境風險狀況進行分類，并要求獨立的專家對高風險的A類項目及部分中風險的B類項目進行評估，如果客戶的現狀與ESRM政策要求有差距，則需制定相應的行動計劃，并視情況將其嵌入合同條款，以督促客戶改善其環境風險情況。花旗銀行還披露了禁止進入的領域，如非法伐木、捕魚、抓捕野生動物等，提出不再對新建的煤炭及煤電項目融資。同時，花旗銀行對環境相關行業制定了行業標準，包括煤礦開采、燃煤發電、林業、石油和天然氣、核電、棕櫚油等，并在環境風險管理上采用對客戶及項目從營銷、盡職審查、簽約、放款到持續監測的全流程管理。2018年，花旗銀行發布第一份TCFD報告，并于2021年和2022年分別更新了TCFD報告，不斷細化并更加量化地描述環境（氣候）風險管理的情況。花旗銀行認為，氣候風險不是一種單一獨立風險(stand-alone risk)，而是作為一種橫貫式風險（transversal risk）影響著信用風險、市場風險、流動性風險、戰略風險、操作風險、合規風險和聲譽風險，在轉型風險和物理風險方面有相應傳導路徑，并有不同的時間影響效力。

促進協同發展的建議

近年來，國際、國內環境信息披露的框架逐步趨同，綠色金融與環境信息披露的金融監管要求逐漸明晰，各大評級機構越來越重視環境因素在評級中的應用，這些都為商業銀行綠色金融發展和環境信息披露建設營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但是，綠色金融發展與環境信息披露建設所需的基礎數據缺乏、標準不一、科技支撐和能力建設有待加強等問題仍然存在，制約了商業銀行綠色金融與環境信息披露進一步協同發展。

對宏觀部門的建議

進一步加強政策指導與支持。在現有綠色金融相關政策的基礎上，建議銀行業金融機構監管部門出臺更為細致、量化的政策，明確商業銀行從達峰到凈零排放的路徑，指導其在制定綠色金融發展戰略與進行環境信息披露時能提出回應國際主流關切、符合我國國情的凈零承諾目標。

建立國家統一的碳排放數據庫。商業銀行發展綠色金融、開展環境信息披露，既需要核算自身運營的碳排放情況，也需要計量投資組合的碳排放情況，這涉及對銀行及其客戶開展碳核算的問題。銀行作為金融中介，缺乏相關的專業能力和有效手段，難以獲取和驗證企業的碳排放數據。建議國家加快建設全國統一的碳排放數據庫等基礎設施，擴充、整合、校對已有的數據資源，搭建共享的標準化平臺。

構建國際趨同的綠色金融標準。綠色金融標準的不一致會降低國內外商業銀行環境信息披露的可比性，也會產生“漂綠”風險。雖然各主要市場對“綠色”的定義已有一定共識，但細分綠色行業、活動、項目和資產的界定標準、認證要求等仍存在差異。建議在承認差異的基礎上聚焦共識，對標國際標準，推動綠色信貸等標準的完善和統一，為有效開展環境信息披露提供支持。

對商業銀行的建議

對標主流的環境信息披露框架。環境信息披露框架紛繁復雜，商業銀行可采用TCFD、PRB等主流的環境信息披露框架，這樣有助于降低機構的披露負擔。同時，通過對標國際主流披露框架，商業銀行可以發現自身綠色金融發展的不足，有針對性地在經營管理中補短板，持續促進綠色金融發展，不斷提升環境信息披露質量。只有將踐行綠色發展的理念內化于商業銀行經營的各個環節，環境信息披露才能“水到渠成”。

豐富綠色金融成果的披露形式。根據對30家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環境信息披露的梳理，截至2021年底，所有銀行均已對外披露了獨立于年報的企業社會責任/ESG報告。在30家支持TCFD的商業銀行中，有超過60%的商業銀行發布過獨立的TCFD/綠色金融報告，約有30%的商業銀行曾將綠色金融的實踐合并于其他報告披露。以年報、ESG報告、TCFD/綠色金融報告為主的披露形式已逐漸成為國際銀行業環境信息披露的主要形式。我國商業銀行可參考借鑒這種披露形式，并在各報告內容上有所側重、突出特點，更好地服務不同的報告使用者群體。

強化科技支撐，加強相關系統建設。商業銀行可借助信息科技手段，將綠色因素嵌入現有信息系統中或搭建自身的綠色金融系統，并依托該系統開展綠色項目自動識別與分析、ESG風險分類與管理、環境效益測算、綠色信貸定制化報送等，一方面為綠色金融業務賦能，另一方面提高數據質量、嚴防“漂綠”風險。大中型商業銀行應逐步建立碳足跡系統和壓力測試系統，加強環境風險管理能力，為有效開展環境信息披露工作奠定基礎。■

（本文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供職單位意見）

（責任編輯  張黎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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