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揭曉。

　　北京時間10月10日，諾貝爾獎官網發布公告顯示，美聯儲前主席伯南克（Ben Bernanke）、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教授戴蒙德（Douglas W. Diamond）和圣路易斯華盛頓大學教授迪布維格（Philip H. Dybvig）因對“銀行和金融危機的研究”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三者將平分諾貝爾經濟學獎的1000萬瑞典克朗(約合91.1765萬美元)的獎金，每人還將獲得一枚18K獎牌。

　　戴蒙德和迪布維格的研究確定了銀行在崩潰謠言面前的脆弱性，以及政府應如何預防此種情況。伯南克則研究分析了經濟大蕭條，以及銀行擠兌是如何導致經濟危機加重的內在原因。諾貝爾獎在公告中指出，前述三者的研究對監管金融市場和處理金融危機具有重要的實際意義。

　　“做好準備，確保銀行健康”

　　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委員會主席Tore Ellingsen所說，“獲獎者的見解提高了我們避免嚴重危機和昂貴救助的能力”。

　　諾貝爾獎指出，現代銀行業研究闡明了為什么要有銀行，如何使它們在危機中不那么脆弱，以及銀行倒閉加劇金融危機的具體原因。而這項研究的基礎是由伯南克、戴蒙德和迪布維格在20世紀80年代初奠定的。

　　經濟要想運轉，必須將儲蓄引向投資。但其中有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儲蓄者希望在需要進行意外支出的情況下能夠即刻提取到存儲的資金，而企業和購房者需要確定他們不會被迫過早地償還貸款。在戴蒙德和迪布維格的研究中，，二者為銀行提供了一個解決此問題的最佳方案，即通過充當接受許多儲蓄者存款的中介機構，銀行可以讓儲戶在他們希望的時候獲得他們的錢，同時也向借款人提供長期貸款。

　　不過，戴蒙德和迪布維格的研究也表明，上述兩種活動的結合容易致使銀行受到關于倒閉謠言的影響。若大量儲戶同時匯聚于銀行取錢，謠言可能會成為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銀行發生擠兌，銀行倒閉。由此，問題解決的關鍵是：經由政府提供存款保險和充當銀行的最后貸款人，可以防止這些危險事件。戴蒙德演示了銀行如何執行另一項重要的社會功能，即作為許多存款者和借款者之間的中介——銀行更適合評估借款者的信用度，并確保貸款被用于良好的投資。

　　戴蒙德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當人們開始對體系的穩定性失去信心時，危機就會發生。“做好準備，確保你的銀行部門被認為是健康的，并保持健康，以慎重和透明的方式應對貨幣政策的變化。”

　　相比于戴蒙德和迪布維格，伯南克在獲獎之前早已廣為人知。2006年至2014年，他擔任美聯儲主席。在此期間，美聯儲致力于應對經濟衰退。諾貝爾獎表示，伯南克分析了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這是現代歷史上最嚴重的經濟危機。此外，他還指出，銀行擠兌是導致危機變得如此嚴重和持久的一個決定性因素。當銀行倒閉時，有關借款人的寶貴信息丟失了，無法迅速恢復。社會將儲蓄用于生產性投資的能力因此被嚴重削弱。

　　值得一提的是，諾貝爾經濟學獎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諾貝爾獎，自1968年設立以來，包括今年共頒發了54次，有92名獲獎者。與此前的獲獎領相比，“銀行和金融危機的研究”或許并不顯眼，但若置于新冠肺炎疫情重創全球經濟，疊加全球央行輪番加息與地緣政治沖突的大背景下，保持銀行金融體系穩定，避免經濟危機，不僅是政策制定者的首要關注，也是世界人民的廣泛希望。

　　三人的主張“殊途同歸”

　　作為同時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三位經濟學家，伯南克、戴蒙德和迪布維格可謂“殊途同歸”。

　　戴蒙德畢業于芝加哥大學商學院，專門從事金融中介、金融危機和流動性的研究。他是美國金融協會的前主席，還是西方金融協會、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美國金融協會的會員。同時，他也是是戴蒙德·迪布維格模型（Diamond–Dybvig model）的提出者之一。

　　戴蒙德·迪布維格模型是一個有關銀行擠兌以及金融危機的重要經濟模型，于1983年由戴蒙德和當時在耶魯大學任教的迪布維格在《擠兌、存款保險與流動性》一文中提出。該模型以博弈論為基礎，分析了銀行業的擠兌行為，同時論證了銀行存款合約可以提供優于其他交易市場的資金分配，并解釋了銀行資產負債表中非流動資產（例如按揭貸款）和流動資產（例如活期存款）的混合會如何引起儲戶擠兌的“自我實現”。

　　上述論文表明，銀行存款合同可以提供優于外匯市場的配置，為遭受擠兌的銀行如何吸引存款提供了解釋。投資者打探到銀行的風險，這導致了對流動性的需求，造成銀行擠兌。在對防擠兌進行研究后，文章結論表明，在某些情況下，政府提供的存款保險是一個解決辦法。

　　戴蒙德·迪布維格模型的另一位創設者迪布維格本次同樣獲得了此榮譽。迪布維格現在華盛頓圣路易斯大學任教，曾在普林斯頓大學任教，并在耶魯大學獲得終身教職。他的專攻領域包括：商業與政府、銀行與金融機構、公司治理、銀行與金融機構、商業與政府等，主要研究方向涵蓋銀行學、公司金融、金融市場、資產定價等。

　　根據迪布維格的個人學術網頁介紹，他的大部分研究都是對實際問題進行基礎的理論分析，其最近的工作包括為教育捐贈基金保值以及股票回報的可預測性。

　　日常學術研究外，迪布維格還為政府與組織提供咨詢幫助，主要是將量化模型應用于投資領域的實際問題，特別是在固定收益和資產配置領域。他的實踐領域還有反腐調查，包括調查違反反傾銷協議的指控，確定資金成本，及確定大宗商品交易是真實的還是為了實施稅務欺詐。

　　伯南克的名字自不必提，伯南克在普林斯頓大學任教17年，曾擔任經濟學系主任。從1987年起成為美聯儲訪問學者，期間在費城、波士頓、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等工作，2006年-2014出任美聯儲主席。

　　2014年2月3日離任后，伯南克加盟布魯金斯學會，參與經濟研究項目，重點關注經濟復蘇政策。

　　相比于前任格林斯潘與1980年代的美聯儲主席沃克爾，伯南克顯得謙遜溫和，也被認為是美國擺脫經濟低迷最大的功臣。

　　伯南克既沒有像前者一樣，使美國經歷了最長時間的經濟擴張，也沒有如后者一般用鋪天蓋地的貨幣供應數據強勢鎮壓了通脹。然而，伯南克在美聯儲的精妙之筆是，將其打造成更加公開透明的機構，自2011年開始召開季度新聞發布會；同時明確設立2%的通脹率目標，展示出一個嶄新的貨幣政策框架。通過設立一個通脹目標，美聯儲得以有更多空間來專注于提振就業。

　　對1929年大蕭條的經濟史研究，與對“金融加速器”的理論探討是伯南克在學術研究中的最大的兩個貢獻。

　　伯南克認為大蕭條的發生源于流動性緊縮，但根源卻是當時存在的金本位制度。金本位制度的固有缺陷致使20世紀30年代的黃金盈余國對黃金流入進行沖銷，從而引發了貨幣收緊，而貨幣緊縮又通過金本位制度傳導至全世界。伯南克指出，越早放棄金本位制的國家，從大蕭條中復蘇越快。

　　除了需求方的因素外，伯南克也討論了供給因素的影響，并著重分析了工資剛性的重要性。他認為，由于民眾對政府的巨大壓力，政府不得不通過行政政策維持一個較高的名義工資，而這顯然會造成更多失業，讓大蕭條持續更久。

　　 “金融加速器”體現了金融因素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金融加速器理論是指不完全信息對于借款者和貸款者關系的重要影響，使銀行獲得關于企業項目信息的成本較高。資本市場的不完全性，導致了借貸市場資金分配的無效率和投資的非最優。也就是，外部融資的代理成本高于內部融資，即有外部融資額外費用，這樣投資就必須依賴于企業的資產負債表的狀況，代理成本越高，借貸市場的資金分配的效率越低，投資水平也就越低。

　　在1989年發表的論文《代理成本、凈值與經濟波動》（Agency costs, Net Worth and business fluctuations）中，伯南克及其合作者格特勒（Mark Gertler）指出，實中，金融市場是不完美的，因而外部融資的代理成本會高于內部融資。投資水平依賴于企業的資產負債表狀況：較高的現金流量和資產凈值對于投資有直接或間接的正面影響，直接的影響是因為它增加了內部融資的來源，間接的影響是因為它提供更多的抵押品而減少外部融資成本。當企業遭受到經濟中的正向沖擊或負向沖擊，其凈值隨之升高或降低時，經由信貸市場的作用會將這種沖擊對經濟的影響放大，這種效應稱為金融加速器效應。

　　在二者看來，金融市場越不完美，代理成本越高，這種放大效應就越明顯。而代理成本本身是反周期的，因此它就會延長周期，放大周期。

　　伯南克還有一個理論貢獻，即主張在宏觀經濟模型中加入更多的經濟指標來決定貨幣政策的取向，以便實現更加有效的經濟穩定。此外，伯南克的畢業論文探討了1929年股市危機及其后果。

　　如何避免經濟危機

　　三者獲得榮譽的當下，全球大部分央行也正在抗擊通脹與避免經濟衰退間小心翼翼地行走。而關于銀行與金融危機的洞見，或可為當前經濟困境提供指引。

　　自今年年初以來，經濟增長前景迅速惡化，加上通貨膨脹上升和融資條件收緊，引發了一場關于全球經濟衰退可能性的辯論，即全球人均GDP的收縮。

　　世界銀行于9月15日發布的最新綜合研究顯示，隨著全球央行同時加息以應對通脹，2023年全球可能會陷入衰退，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可能會出現一系列金融危機，這些危機將給它們帶來持久的傷害。

　　此份研究發現，除非供應中斷和勞動力市場壓力消退，否則利率上調可能使全球核心通脹率(不包括能源)在2023年達到5%左右，幾乎兩倍于新冠疫情前五年平均水平。根據模型，為了將全球通貨膨脹率降低到與其目標一致的水平，各國央行可能需要將利率再提高2個百分點。若這與金融市場壓力同時出現，全球GDP增長將在2023年放緩至0.5%——人均萎縮0.4%，符合全球衰退的技術定義。

　　據世界銀行的最新預測，2022年全球經濟增長率為4.3%，2023年為3.1%。

　　健康的銀行是金融與經濟穩定的關鍵。自新冠疫情以來，IMF已對全球重要銀行進行了壓力測試。IMF在2022年2月發布的報告中解釋，這一全面測試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銀行壓力測試通常是由各國央行和監管機構在國家層面進行的，或者是在一個貨幣聯盟內進行的。這通常將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國內風險上，而不是全球抵御風險能力的總體水平上。此外，各國的評估數據和方法不同，也導致難以比較各國的情況和結果。

　　IMF稱，結果顯示，銀行體系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啟動的改革之后，出現了加強資本的趨勢。當前的銀行顯示出令人鼓舞的復原能力，銀行體系仍有能力吸收全球增長不利發展帶來的沖擊。但IMF強調，需繼續密切監測，尤其是在新興經濟體領域，因其仍然存在脆弱性，應對新挑戰的政策空間也更加有限。

　　今年5月，伯南克出版名為《21世紀貨幣政策：從大通脹到新冠肺炎時期的美聯儲》(21st Century Monetary Policy: The fed From The Great Inflation to Covid-19)。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伯南克稱這本書是“學術性的”，但在如今特殊的時刻，它可能是一本獨特的實用的書。他表示，希望美聯儲現任主席鮑威爾能夠抑制通脹，而不必像沃爾克在上世紀70年代那樣采取極端措施，也不必讓經濟陷入衰退。

　　伯南克表示，他并不擔心出現2008年那樣的危機，但房地產市場是他擔心的領域。“這是需要關注的問題，但與2008年不同的是，如今用于購買房子的抵押貸款的質量通常比15年前的次級抵押貸款高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