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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陸建強 浙商銀行黨委書記
導語：共同富裕有兩大價值內核：一是均衡性發展，二是共享型生態。金融業在創造財富、分配財富方面均是重要主體，是推動實現共同富裕的主力軍。在推動共同富裕的背景下，金融機構應重點發展供應鏈金融、普惠金融、科創金融、綠色金融和公益金融五大實踐創新，提高經濟社會發展的均衡性，構建共享型的發展生態。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省在第十五次黨代會上提出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現代化先行，進一步推動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金融作為資源配置的手段，必將在推進共同富裕的過程中發揮重要的作用。
共同富裕的兩大價值內核
2021年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提出，“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是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數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結合《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實施方案》，可以認為共同富裕有兩大價值內核：一是均衡性發展，二是共享型生態。所謂均衡性發展，指的是統籌兼顧每個社會群體的發展，是社會差距較小的發展，是結構優化的發展，主要解決發展帶來的社會分化和撕裂問題。所謂共享型生態，指的是構建一個全體人民共建共治、互助互利的社會生態，構建一個和諧的、幫扶的、全面發展的社會生態，構建一個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進步的社會生態。
均衡性發展是共同富裕建設的基本路徑。發展有兩大向度，一是發展的不充分，二是發展的不均衡。解決發展的不充分問題是基礎，但實現共同富裕的重點在于解決發展的不均衡問題。“差距”在某種程度上是效率之源，是以競爭為動力的市場經濟的必然，但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上看，差距需在一定限度之內，否則將導致不同利益主體間的撕裂、對抗等。所以，共同富裕并不是消滅差距，也不是簡單縮小差距，而是要解決因包括差距過大等多種因素帶來的社會分化、矛盾激化、社會撕裂問題。
根據瑞信《2021年全球財富報告》，財富基尼系數小于0.7為貧富差距較低，大于0.8為貧富差距較大。中國財富基尼系數從2000年的0.599上升至2015年的0.711，隨后有所緩和，2020年為0.704。根據《中國統計年鑒》數據，2013—2019年各年度，收入排在后20%群體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到收入排前20%群體人均的1/10，而且該比例長期基本不變，并無明顯縮小態勢。因此，我國發展的不均衡問題仍然突出，具體體現在區域差別、城鄉差別和行業差別。一是東西部收入仍有相當差距。2020年，我國東部五省（市）（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和廣東）的人均GDP達到10.5萬元，西部六省（自治區）（新疆、內蒙古、青海、甘肅、寧夏和西藏）人均GDP為5.3萬元，雖在西部大開發帶動下差距大幅縮小，但前者仍為后者的2倍左右，其中東部最富的上海（人均GDP15.9萬元）是西部最落后的甘肅（人均GDP3.4萬元）的近5倍。二是城鄉居民收入的相對差距略有縮小，但絕對差距仍在增大，仍處于高度不均衡的區間。2010—2020年，我國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從3∶1下降至2.6∶1，但絕對差距從12507元上升至26702元。三是行業差距長期存在。由于市場經濟發展成熟度不同，行業壟斷、行業壁壘和政府調節等因素造成了行業收入差距。
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對過去300年來歐美國家的財富收入做了詳盡分析，發現資本收益率高于經濟增長率是資本主義制度的一條法則，導致社會財富和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集中體現，是對西方現代化和福利社會的一種超越。所以，共同富裕這個事業世界上沒有“作業”可以抄，沒有“石頭”可以摸，完全要靠中國人自己去探索。
共享型生態是共同富裕建設的基本保障。共同富裕不僅是經濟發展問題，更是社會發展問題。共同富裕不僅要解決物質生活富裕，更要注重精神文化富裕和人的全面發展。社會發展成果共享、社會各階層和諧是共同富裕社會價值的應有之義。浙江省構建共同富裕示范區首先就應做好社會課題研究，解決好包括醫療、教育、養老等在內的痛點問題，以構建共富區為契機推進和諧社會建設。因此，共享型生態包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社會建設的共創共享、社會生活的互助和諧等多個層面。
共同富裕要求構建第一、第二、第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制度安排。第一次分配主要體現的是市場效率；第二次分配主要實現的是社會資源的共有、社會成果的共享；第三次分配主要是在互助層面實現社會幫扶以及和諧共處。第三次分配對促進共同富裕的作用，并不是強迫高收入者“均貧富”，而是要借助社會機制主導的制度安排，推進企業家對實現社會價值的主動追求，以道德和文化引導社會財富“升維發展”，讓共同富裕更有質量、更有溫度。因此，市場經濟可能導致絕對差距拉大，但這與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并不矛盾，共同富裕是要通過政治建設、社會建設、文化建設、價值觀建設等解決社會的分化撕裂問題，提高發展的協調性、包容性，形成共享互助的社會生態，繪就現代版的“富春山居圖”。
金融支持共同富裕建設的兩大重點維度
金融業在創造財富、分配財富方面均是重要主體，是推動實現共同富裕的主力軍。金融機構不能只是在共同富裕建設中尋找發展機會，而是應當尋找自身責任，不應當只是依照慣性邏輯推進，必須作出改革創新探索，重點圍繞均衡性發展和共享型生態兩個方面來發力。
金融應該思考如何在解決發展不均衡性問題上破題。發展的不均衡歸根到底體現在社會資源配置的不均衡。金融作為重點的資源，其配置的均衡性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關鍵因素。20世紀90年代，理論界對于金融發展的分配效應開始得到關注。金融有助于緩解不平等的理論機制在于信貸可獲得性的提高允許更多群體可以基于支出作出合理安排，而不受繼承財富的影響。但從實踐來看，尤其是根據華爾街金融制度和管理經驗，金融機構長期以來遵從“二八定律”，即服務金字塔頭部20%的客戶以獲得80%的收益，如此導致了金融機構對非頭部客戶尤其是尾部客戶不夠重視，配置資源極其不均衡。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關于金融對分配效應的負面影響研究受到更多關注，金融壓抑和過度金融成為金融資源不均衡的兩大癥結。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為我國的金融工作指明了新的發展方向，優化金融資源配置已成為金融支持共同富裕的重要內容。以共同富裕為價值導向，金融資源均衡化包括以下三大致力方向：一是金融要重點關注小微企業、鄉村振興等薄弱領域，重點服務與學校、醫療等公共服務建設相關的民生經濟。二是財富管理業務要從傾向于服務高凈值客戶轉向更多地服務中低收入群體，探索促進“擴中提低”的金融方案，探索助力縮小“三大差距”的金融方案。三是要積極研究金融參與第三次分配的實踐創新，探索公益金融服務新模式，實現對資源和財富的優化分配。
金融應該思考如何在建設共享型生態中積極作為。共享互助生態要求金融回歸初心，發揮基礎保障作用。金融具有功能性和產業性雙重特征。金融應將服務實體經濟的功能性作為第一性，將追求盈利的產業性作為第二性，這是金融作為“國之大者”的責任和使命。一方面，金融要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發揮為實體經濟服務的功能性、基礎性、保障性、公益性的作用，充分支持經濟社會發展。另一方面，金融要從基礎制度層面進行優化和改革，向實體經濟讓利，降低實體經濟運行成本，形成共享互助、互利共贏的生態。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伯特·希勒在《金融與好的社會》一書中指出，“金融有充足的潛力為我們塑造一個更加公平、公正的世界”。
共享互助生態要求金融去中心化、普惠化、場景化創新。去中心化的金融是指不完全依賴中心機構提供金融服務，給予各市場主體同等地位并提高金融系統的透明度，構建一個成本更低、自主性更高、價格發現功能更強的金融生態。普惠化的金融是指讓金融的有效供給覆蓋“三農”、小微、科創等領域，建立“雪中送碳”式的融資支持，促進資源配置更加合理公平。場景化的金融是指以客戶為中心，將金融服務滲透至各類生產、消費場景，精準對接金融需求，幫助客戶降低風險、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推動去中心化的、普惠化的、場景化的金融是將金融產業發展與社會責任履行相結合，構建健康良好的行業生態圈，實現各方主體的互助共享。同時，數字化為金融助力共享生態建設帶來歷史契機。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數字技術正以新理念、新業態、新模式全面融入人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各領域和全過程，給人類生產生活帶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與傳統金融相比，數字化金融的本質是以數據和技術為核心驅動力，重構金融服務供給場景，提高金融服務便捷性，降低金融服務成本，使金融服務的可獲得性大幅提升。未來“無數據不金融、無技術不金融、無場景不金融”將成為必然。數字化改革也將給共同富裕建設帶來巨大動能，尤其是數字金融與普惠金融的組合能夠通過互聯互通、資源共享的方式有效緩解信息不對稱問題，對量大面廣的中小微企業精準畫像，實現信貸產品的精準對接，從而形成數字化的共享互助生態。
五大實踐創新方向助力共同富裕先行
在推動共同富裕的背景下，金融機構應重點發展供應鏈金融、普惠金融、科創金融、綠色金融和公益金融五大實踐創新，提高經濟社會發展的均衡性，構建共享型的發展生態。
聚焦供應鏈金融創新，助力產業鏈大中小企業協同發展。供應鏈金融圍繞行業或產業中的核心企業，整合產業鏈上下游的資金流、物流、信息流等，通過將金融服務融入企業生產經營場景，為產業鏈供應鏈核心企業及其整個產業鏈上下游提供定制化、一體化、綜合化的服務方案。在這個過程中，銀行等金融機構通過對核心企業、龍頭企業的賦能，將核心企業的良好信用加持到處于弱勢地位的上下游中小微企業，實現金融服務精準滴灌，實現大中小企業協同發展并縮小差距，這本身就是共同富裕理念的體現。同時，供應鏈金融可以優化產業鏈供應鏈的金融生態，降低整體融資成本，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性和競爭力，并將鏈條上的所有企業連成一條增值鏈，創造更多經濟收益，形成共享型生態。如，浙商銀行聚焦浙江省十大標志性產業鏈，創新供應鏈金融服務模式，綜合“技術中介、服務中介、信用中介、融資中介”等職能為產業鏈賦能，目前已在醫藥、糧食、倉儲物流、汽車、家電、金屬加工、養殖等30多個行業形成特色化、差異化的解決方案。
深化普惠金融創新，提升小微企業融資獲得感。長期以來，金融服務在一些領域供給不足，其中最突出的領域就是普惠金融。在傳統授信模式下，銀行開展普惠金融面臨信息獲取難、風險控制難、服務成本高、規模效益不劃算等問題，普惠金融發展緩慢。近年來，隨著國家對普惠金融政策支持力度的不斷加大以及數字化的發展，普惠金融取得了長足進步。特別值得關注的是，一些領先銀行和互聯網公司運用數字化技術進行信用風險管理，創新普惠金融服務模式，提升了金融資源的可獲得性、可接觸性與支付便利度，覆蓋傳統普惠金融服務難以觸及的長尾市場，打通金融服務“最后一公里”。在長尾客戶服務過程中，金融活水源源不斷流入小微企業及弱勢群體，普惠金融風險管理水平也隨之提升，實現了金融機構和企業的“雙贏”。如臺州銀行、泰隆銀行從成立起就始終堅持小微業務定位，主要聚焦于戶均貸款幾十萬元的客戶，不僅效益良好，同時不良率也低于同業平均水平。在推進共同富裕背景下，金融機構要不斷提升普惠金融服務能力，構建“敢貸、愿貸、能貸、會貸”長效機制，發展以數字化引領普惠金融發展新模式，進一步深化對普惠金融的風險認識和管理能力，通過普惠金融賦能來增強小微企業信心，增加中低收入等弱勢群體的就業機會和收入水平。
推進科創金融創新，助推產業轉型升級。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全面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建設科技強國。當前，中國經濟已經來到新舊動能轉換的關鍵時期，科創企業的發展也成為經濟轉型升級的關鍵因素，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助力共同富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與傳統企業相比，科創企業具有“專業性、輕資產、高成長、高不確定性”的特征，服務輕資產、成長期的科技創新型企業與銀行傳統信貸方式存在偏差。在創新驅動已經上升為國家戰略的背景下，金融機構要深刻認識服務科創企業的重大意義，轉變科創金融理念，從關注企業盈利、實物抵押的審批模式轉向關注企業科創能力（如專利獲取、核心技術水平等）的模式，完善科創金融服務體系，創新覆蓋科技創新全流程的綜合金融服務解決方案，積極打造科創金融生態圈。
開展綠色金融創新，縮小城鄉和區域差距。綠色金融在生態農業、鄉村振興、扶貧減貧領域發揮了重要作用。在農業領域，綠色金融能夠支持農業實現可持續發展，是農業供給側改革的重要支撐；在鄉村振興領域，綠色金融可以幫助企業綠色低碳轉型，增加農村就業和農民收入；在扶貧減貧領域，綠色金融可充分發揮一些欠發達區域的資源稟賦優勢，將傳統生產方式與新生業態進行無縫對接，幫助農民增收致富，縮小區域差距。可見，綠色金融在促進共同富裕領域大有可為。對金融機構來說，要構建包括綠色信貸、綠色基金、綠色債券、綠色租賃、綠色理財、綠色資產證券化等在內的綜合綠色金融體系，通過綠色金融解決發展痛點，助力縮小城鄉差距、區域差距和收入差距。
推廣公益金融創新，豐富金融的精神文明內涵。金融助力共同富裕不能停留于通過高質量發展創造更多的財富，更要著力解決現存資源配置中的不均衡問題。金融已深度參與初次分配、再分配并發揮重要作用，在第三次分配中同樣不可或缺。公益金融作為“公益”與“金融”的跨界融合，把金融的工具引入公益事業，是區別于傳統金融模式的新型金融模式，也是共同富裕場景下新生活方式、新文明形態的專業表達。金融機構要深刻理解公益金融服務的內涵，以“公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以社會整體效用最大化為目標，豐富完善公益金融產品和服務工具，創新“財富升維”機制，形成社會價值共創生態。一是加強公益金融服務試點創新，積極開展股權慈善信托、公益基金會、專項基金等創新試點，逐步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的標志性成果。二是加強公益資管服務創新，加強行業保值增值能力建設，通過資產保值增值實現資金來源的多元化，為第三次分配促進共同富裕提供堅實的基礎。三是打造公益金融創新基地，完善影響力投資生態體系建設，以金融創新、投資扶持的方式促進青年創業和社會創新，做好典型經驗總結和推廣。如，浙商銀行在公益金融上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創新，作為浙江省金融顧問服務聯合會會長單位，浙商銀行立足公益，積極開展金融顧問制度，推動省、市、縣三級金融顧問隊伍建設，預計2022年末浙江全省金融顧問人數將達2000人。金融顧問制度使金融專業人士走出牌照限制，通過融資融智，提供一攬子整體金融服務方案，打通單一金融機構壁壘，把金融資源配置到更需要的地方，為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浙江實踐和樣板。目前，四川、山東、北京、上海等多個省市已來浙調研、借鑒，金融顧問制度不斷從試點走向更大范圍的推廣。 （責任編輯：李琪）
（本文原載于《中國銀行業》雜志202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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