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1日，由交通銀行主辦的上海國際碳中和技術、產品與成果博覽會配套活動——綠色金融平行論壇在國家會展中心舉行。交通銀行行長劉珺出席論壇并發表題為“堅定不移貫徹綠色發展理念 為碳中和之路貢獻金融力量”的主旨演講。
以下為演講實錄
大家好！非常高興參加今天的論壇。氣候變化既是環境問題，也是發展問題，更是人類生存問題，這里的問題，更多指向“problem”，而非“issue”。近來，ChatGPT引發人工智能的相關熱議，但無論是積極推動派還是審慎發展派，所持態度均有內在一致性：即人工智能的科技之惡與科技向善不是非此即彼，同科技生產力的積極一面相比，已出現和潛在的技術霸權和倫理沖擊，仍然可以說是發展中的問題。但是，氣候變化或全球變暖，似乎窮盡想象也難以羅列出有足夠說服力的積極影響，基本都是如何限制其危害性及破壞力。所以，現代經濟社會的任何發展，高質量和可持續性的核心內容之一，都是使氣候變化的程度和影響保持在人類和人類棲息地可承受的閾限之內。沒有考慮綠色因素的經濟、社會問題，在新經濟語境下，基本都不是真命題。同理，沒有減碳、凈零內容的金融，也一定是昨天、而非今天或明天的金融。針對今天論壇的主題，以下是我作為一名金融從業者的幾點看法：
一、實現全球碳中和“知不易、行更難”，中國共同但有區別責任的基點是大國擔當。
近年來，實現碳中和已成為全球共識，但多元復雜變量持續沖擊碳減排行動的預設軌道，為碳中和目標實現帶來從認識上的不同頻到行動上的不共振。
一是碳減排行動與目標的非一致性。一些國家在宣布碳中和目標時間表后，并未出臺相關配套政策和具體措施。特別是當前全球經濟呈現“高通脹、高利率、高債務、低增長”的“三高一低”特征，使得碳減排行動在許多政府的短期事項清單中的優先級出現顯著下滑，綠色通脹（Greenflation）即綠色轉型中技術研發、新能源使用和減排目標推高經濟運行成本和生活成本，又加劇了上述困境的嚴重程度。
二是碳減排技術創新與現實要求的非同步性。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碳減排技術是實現碳中和的核心驅動力，但“摩爾定律”在碳減排技術創新領域似乎出現邊際效益遞減。根據國際能源署評估，2070年全球實現凈零排放所需的技術，35%仍處于原型或示范階段。進程中的CCUS技術在成熟度、經濟性以及安全性方面仍有較大提升空間。
三是碳減排資金量供給與需求的非匹配性。對各國而言，碳減排資金不足，無疑是必須直面但短期內沒有滿意解的問題。據估算，若要實現《巴黎協定》2℃以內的控制目標，可再生能源年投資額需從現在3000億美元至少增加至8000億美元，而后疫情時代全球經濟復蘇乏力，顯著沖擊碳減排資金持續投入。同時，當前碳減排資金多以間接融資為主，直接融資支持力度不足，全周期特別是早期的融資欠缺，綠色投資、綠色債券余額相比綠色貸款規模仍然偏小。
四是碳減排“漂綠”行為與綠色轉型的非同向性。經過包裝后的“漂綠”項目擠占了綠色轉型本已捉襟見肘的資源；“漂綠”企業或項目獲得融資后，繼續從事高碳排的生產經營活動，造成碳排放數據失真失實，導致資金資源錯配與浪費，與“雙碳”目標下綠色發展理念南轅北轍；另外，碳補償（Carbon offsetting）從可溯源到可驗證均缺乏必要的強健性，如何補償和用什么補償的復雜問題變成了簡單的“植樹造林”，本應體現人類基本義務的造林活動受到碳補償擠出效應的巨大沖擊。
五是國際地緣政治競爭與碳減排國際合作的非對稱性。地緣政治沖突引發的能源危機，使得能源保供與新舊能源替代成為“兩難”選項，如俄烏沖突使得歐洲部分火電廠重啟，這一符合情理的現實操作卻與既定降碳路線相悖。同時，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增加了碳減排的政治色彩。如“碳關稅”本應為應對碳泄漏而設定，但部分發達國家以進口產品不符合當地碳排放標準為由，無視碳關稅全球標準、機制差異以及發展中國家減排技術、設備的先天不足，在“環境保護”借口下對進口商品征收懲罰性關稅，導致“碳關稅”在一定程度上被異化成綠色貿易壁壘。
而中國，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指引下，一直是碳中和的堅定支持者和踐行者。習近平主席在2020年聯合國大會上宣布了中國的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為“綠色地球”堅定承諾。黨的二十大報告專門明確了綠色發展要求，并且在部署實施多個重大戰略中，充分考慮了綠色發展的因素，突出表現為將綠色低碳作為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鮮明底色，促進全面鄉村振興的助推劑，推進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重要方向以及新時期維護國家能源安全的有效路徑。
二、金融服務“雙碳”目標既可為亦難為，交行踐行綠色發展理念從點滴做起，詮釋國有大行擔當。
助力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實現，金融能夠也必須發揮積極作用：
一是資源有效配置，為技術研發與綠色低碳轉型科學高效提供資金資源保障。包括傳統金融的綠色改造和再工程化，如綠色信貸、綠色貿易融資等；再進一步是綠色金融新產品，特別是集融資、交易、服務一體化的綠色金融解決方案，指向先進的綠色技術、新能源、新型基礎設施等；最后，形成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全流程和金融機構自身的“綠化”。
二是市場有效定價，通過碳排放權的市場化定價，碳匯和碳交易機制的有效建立，既可調動企業控排主動性，又引導資金避免過度追捧超越現實的“純綠”項目而引發“綠色通脹”。
三是風險有效管理，推動建立綠色技術創新體系的適度容錯機制，如，創新開發科技型企業綠色技術研發費用損失類保險、綠色技術專利被侵權損失類保險等。
四是構建國際合作可落地的機制，探索建立具有國際公信力的綠色金融標準體系，為跨境投融資活動提供制度便利、平臺便利、產品便利、交易便利等，助力破解碳關稅壁壘等制約性因素。
目前中國已是全球規模最大的綠色信貸市場和全球第二大的綠色債券市場。作為唯一總部在上海的國有大行，交行在發展綠色金融，服務包括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在內的重大戰略進程中，一步一個腳印，探索形成了一些經驗，可以概括為四個“更加主動”。更加主動加大資源供給。交行“十四五”規劃中明確指出，把綠色作為全集團經營發展的底色。截至2023年一季度末，交行綠色信貸余額超7300億元；截至4月末，累計發行綠色金融債券1100億元。更加主動參與市場創新。積極發揮綜合化經營優勢，在業界推出一批首單首筆業務，形成一批首創成果，包括發行全國首單以國家新能源補貼作為底層資產的資產支持票據，創設首款ESG債券指數和長三角區域ESG主題債券指數，支持交付首批使用國內商業化生產SAF燃料的飛機等。更加主動共建生態體系。交行是上海環境能源交易所首批合作銀行之一，以及碳中和行動聯盟的首批金融機構會員之一和金融機構常務理事單位。更加主動管理“綠色”相關風險。有序將氣候和環境風險納入全面風險管理體系，持續強化風險識別、風險定價、風險抵補、風險管理能力。
在前期實踐的基礎上，交行將堅定不移向“綠”而行，做綠色金融的踐行者、示范者，加快綠色金融模式創新，更好助力碳達峰碳中和目標達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積極貢獻力量。
一是加大資金支持力度，持續豐富金融產品服務供給。二是協同推進轉型金融發展，降低能源價格對通脹的影響。目前在央行《G20轉型金融框架》指導下，上海正在探索制定具有地方特色的轉型金融目錄，交行將積極參與相關標準制定，持續為降碳轉型活動提供配套金融服務。三是持續關注“綠色”相關風險，助力夯實綠色金融市場發展基礎。四是強化國際綠色金融合作，促進提升全球綠色發展信心。交行將始終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引領，詮釋國有大行責任擔當，積極參與綠色金融國際交流。通過開展綠色金融政策對接及標準互認、碳排放交易體系建設等國際合作，服務全球貿易綠色轉型，服務實體經濟綠色轉型，防范“碳轉移”、“碳傾銷”等非公正貿易，維護全球綠色產業鏈供應鏈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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