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來源：中國人民銀行、Wind 時報財經圖庫/供圖
證券時報記者 田牧
經過10余年的大力發展，我國普惠金融已取得巨大的成績，在多項核心指標上遠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且居于中高收入經濟體前列，在普惠金融這一世界性難題上貢獻了中國式答卷。
隨著發展階段的不同和經濟形勢的變化，當前我國普惠金融發展也進入了縱深區。如2023年10月發布的《國務院關于推進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的實施意見》（下稱《意見》）中所指，“新形勢下，普惠金融發展仍面臨諸多問題和挑戰，與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目標要求還存在較大差距。”
我國普惠金融要更進一步，跨上新臺階，有哪些難點和堵點需要解決？
證券時報記者在前期大量調研采訪的基礎上，將從銀行體系、數字化能力和觀念認知等三方面深入分析。
存量競爭下的商業可持續難題
即使在今天，讓一個普通人快速了解普惠金融也不容易。國內外對它的定義并不統一，支付、存取款等基礎金融服務的可得性，服務于各類人群的多樣金融產品，以及可負擔、可持續等核心概念，都是普惠金融所包含的內容。
中國普惠金融最主要的作用表現在哪里，正如銀川一位農商行一線業務負責人給出的答案：讓有需求的人能貸上款。
他的這個回答當然是狹隘的，卻又是真實的。在我國，普惠金融貸款相關的各項指標是政府、金融監管部門和銀行體系重要的考核指標，這些指標層層分解之后，到了一線業務人員身上，就是“辦貸款”。
本文此次討論的各個問題，也都圍繞著“貸款”展開。
中國人民銀行數據顯示，2023年末我國普惠小微貸款余額達29.4萬億元，同比增長23.5%，但增速自2021年始連續3年下滑。今年以來，記者采訪全國許多不同地區銀行時，感知最明顯的是，普惠貸款這2年也已進入存量市場，銀行間競爭不斷加劇。
位于廣東的S地方銀行普惠金融部在過去10余年的發展經歷是一個代表性案例。
該行普惠金融部負責人劉宇（化名）向記者介紹，2010年左右，S銀行普惠金融部有員工百人左右，部門一年的盈利過億元，放出的貸款平均年化利率接近10%。此后10余年，隨著國家對普惠金融愈發重視，各銀行相繼進入爭搶市場，S銀行普惠金融部的貸款規模和貸款戶數也進入快車道，不斷增長。但貸款平均年化利率呈下降之勢，直至如今的4.5%左右。變化最大的是盈利情況，2023年，該部門的盈利不到百萬元，人員相較2010年也少了一半。
劉宇稱，出現這一結果的最主要原因便是銀行間的激烈競爭引發的價格戰，其中尤以國有大行開始下沉后競爭最為激烈。
若按照客戶資質優劣進行分級，正常情況下國有大行占據資質最好的塔尖客戶，股份行、綜合實力居前的全國性城商行、其他大部分城商行對應的客戶資質逐漸降低，農商行、農信社、村鎮銀行等農村金融機構服務的客戶資質相對更差，但客戶群體最廣。這個粗略的客戶金字塔分級所對應的貸款利率自然也是塔尖最低，越往下利率越高。如果沒有外力強制性介入，不同類型銀行會在各自的舒適區內展業，雖存在一定競爭但整體呈現一定差異化。
S銀行所在的城市金融發達，即使沒有普惠金融的強力推進，各種金融服務的廣度和深度也都已不錯。此前不同類型銀行間也是各自安好，S銀行服務的主要是塔基客戶群體。但近幾年隨著政策對大行普惠金融貸款的要求越來越高，原本的市場秩序被重構，大行憑借最低的資金成本從塔尖快速下沉到了塔基。
S銀行受到了強烈的沖擊。因為S銀行自身也需要完成普惠金融貸款各項增長目標，在無法進一步下沉拓客的情況下，S銀行只能降低貸款利率以留住客戶。如此，S銀行普惠金融部的盈利從過億元下降到不足百萬元，實屬必然。
證券時報記者在今年初參加某中部省份A市國家級普惠金融試驗區調研時，當地一家城商行的負責人在發言時就抱怨大行下沉搶客戶，導致該行生存質量下降。同在現場的某大行地區分行副行長坦言，該行就搶了這家城商行不少客戶。
在全國其他地區，這種情況普遍存在。
無論國內外，商業可持續都是普惠金融的一個核心要義。但若以S銀行的例子來看，照此趨勢發展下去，該行普惠金融業務在商業上已難以持續下去。許多業內人士指出，那些以超低利率下沉搶客戶的大行，在這類貸款上也難以做到商業可持續。但大行本身也無需靠普惠貸款盈利，完成政策要求的指標是首要任務。
銀行作為我國普惠金融的主力軍，若無法實現商業可持續，則普惠金融后續的發展恐也難以持續。
如何扭轉如今的同質化競爭？數字普惠金融資深專家、中國普惠金融研究院原秘書長劉澄清在接受證券時報記者采訪時提議，“監管在制定普惠金融政策指標時也要高質量，同業對比時應依照銀行規模類型分層衡量。如果這樣制定，很多中小銀行就會很興奮，大行和中小銀行間的‘內卷’也會得到緩解。”
《意見》中對此也做了方向性指引，要求“引導各類銀行機構堅守定位、良性競爭”。
真實的不良率容忍度
理論上，客戶資質越差，貸款出現不良的風險就越高，銀行為承擔這部分風險所設置的貸款利率也就越高。
實際上也確實如此。國家金融監管總局披露的數據顯示，2023年末銀行業金融機構不良貸款率為1.62%。作為對比，此前相關部門披露的普惠貸款數據顯示，2022年4月末，銀行業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不良率為2.18%。普惠貸款不良率比整體數據明顯要高。
多位受訪的銀行業人士都指出，實際上的不良率應該比公開的數據高。對此，證券時報在本系列報道中有詳細報道。
考慮到這些情況，監管部門在構建普惠金融“敢貸、愿貸、會貸、能貸”機制時，出臺了許多配套措施意在解決這一問題。比如引導商業銀行內部資金轉移定價中對小微貸款給予優惠，銀行內部制定相關盡職免責制度，各地方設置風險補償機制等。
值得一提的是不良率容忍度的問題。
2020年9月，監管部門曾明確提出，商業銀行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不良率可高于各項貸款不良率3個百分點以內。這個指標意義重大。若按照2023年末銀行業1.62%的不良貸款率算，銀行發放普惠貸款產生的不良率最高可達4.62%。相比2022年銀行普惠小微貸款2.18%的不良率，無疑給了銀行巨大的放貸空間。
但通過結果也能看出，銀行業并沒有把不良率容忍度的空間用足，甚至還相當保守。
記者在采訪的10多家各類型銀行中，有大行支行負責人“驕傲地”表示，其普惠貸款不良率不到千分之一，更多的則表示不良率在1%左右，鮮有超過2%的。
一方面，這跟上文提到的市場激烈競爭有關。廣東某地級市農商行副行長給記者算了一筆賬，中小金融機構的資金成本大概在3%~3.5%，各項人員成本、運營支出等占去1%，在價格戰的影響下普惠貸款平均年化利率只有5%左右，因此銀行允許的不良率最多1.5%，再高了銀行別說賺錢，還要虧本。
另一個可能更重要的原因是銀行內部長期以來對不良近乎“零容忍”的文化。
“其實原則上是零容忍的。”某頭部城商行深圳分行普惠金融部門的負責人李鴻（化名）在和記者談到銀行內部對不良率的容忍度時表示。上述S銀行的劉宇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也表達了類似觀點。
形成如此態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良率作為監管部門考核銀行的核心指標，與銀行能享受到的諸多政策和優惠的準入門檻高度掛鉤，使得銀行在整體上自然傾向于不良率越低越好。具體到發放貸款的一線員工身上，一旦出現不良貸款，員工個人受到的影響也會很大。
“我做了10個億的投放，還不如我一筆1000萬的不良（帶來更多損失），這樣很影響他敢貸愿貸的積極性。”李鴻說。
這種情況下，銀行尤其是在做普惠金融業務時，本質應該是去經營風險的，實際上卻成了“避免風險”。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解釋了為何大行下沉后，會出現諸如“掐尖”、“壘大戶”等情況。
為了解決銀行一線業務人員在發放普惠小微貸款時的“后顧之憂”，監管部門也早就要求商業銀行細化授信盡職免責內部制度。但包括劉宇、李鴻及其他多位接受證券時報記者采訪的銀行內部人士表示，盡職免責制度在銀行實際落地過程中還存在許多模糊地帶，并不易操作。
“盡職免責能不能標準化？每個行有每個行的尺度，他說你沒盡責你就沒盡責。”李鴻說。雖然接受采訪的銀行人士都表示，到目前都還未出現沒履行盡職免責而被罰的情況，但因為沒有明確標準，總還是擔心會不會哪筆不良就被認定成未盡職。而這也就導致部分銀行上下，形成了實際對不良“零容忍”的環境。
數字化進入瓶頸期
在解決普惠金融這一世界性難題上，中國取得巨大成績，以支付寶、微信等為代表的創新性金融科技產品，革命性地將多種多樣的金融產品和服務提供給數以十億計的人使用，顛覆了諸多傳統。此后，銀行業開始快速向數字化轉型。
從2008年支付寶推出手機支付業務開始，到今天已經16年。這期間“要被取代的”銀行業大力投入，如今各家銀行基本都有了手機APP，也開發了線上信貸產品，大數據早成了一項基礎能力，實力雄厚的大行們成立的金融科技子公司光員工數就高達數萬人。
但就像普惠金融經過快速發展到今天進入縱深區一樣，寄望于數字化讓普惠金融高歌猛進的日子也已結束。曾經的“數字化紅利”變成了今天的“數字化瓶頸”。
簡單概括數字普惠金融方面的發展歷程，是從無到有，從“能用”到“有用”再到“好用”的一個過程。如今所謂的“數字化瓶頸”，便是在“有用”與“好用”之間徘徊。
移動支付已經很好用了；支付寶、微信、京東等平臺上的消費貸款產品也很好用；各大銀行線上遠程風控帶來的服務和渠道替代也很好用；不少金融科技公司推出的一些大數據風控產品、企業征信產品等也受到客戶歡迎。
“科技對金融的加持，就如同把一把鐵鋸變成了電鋸，只是鋸木頭的效率提高了，但它還是把鋸子。而且，你得先保證它有鋸木頭的能力。”國際知名的普惠金融專家、哈佛大學教授Michael Chu早在多年前就已針對數字化的局限性發出提醒。過去10多年，中國的從業者們已經將這把“數字化電鋸”的效率提高了很多倍，到今天，它的進步速度卻快要適配不上普惠金融業務進一步開拓所需要的能力了。
以某頭部互聯網銀行W為例，其用戶數、規模及金融科技能力在業內都首屈一指。但在向農村地區開拓時，因為絕大多數潛在用戶并非其平臺上原有的客戶群體，W銀行那套引以為傲的線上獲客、風控、純信用放款系統也失效了。
甚至W銀行在前幾年曾廣為宣傳的一個新農人創業貸款案例，記者在采訪到創業者本人后得知，這位被用來凸顯W銀行線上信貸優勢的代表，實際是W通過地方政府部門篩選而來，而非正常的線上自然獲客。記者采訪全國多地政府部門、銀行時，不時會聽到W銀行在當地有涉農貸款業務，但所占比例基本可忽略不計。
近年來，從中央到地方，政府部門為了更好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題，紛紛搭建各種各樣的大數據平臺。一方面，這類平臺可將政府部門掌握的政務數據統一整合，形成企業或個體的多維度信用信息，供銀行貸款時參考。另一方面，還能搭建一個整合了融資方和銀行端的中介信息平臺，提高效率。
這類平臺的構想很好，一些城市如深圳做得也不錯。但在不少缺乏資金、技術、人才的地方，搭建起的平臺最后都成了擺設，起不到太大作用。
上述A市金融部門工作人員向記者透露，整合了該市涉農、涉企政務數據建成的一站式金融綜合服務平臺，上線后僅有1家本地農商行將該平臺提供的客戶信用信息納入貸款風控決策中。其他銀行即使獲準免費授權使用，也僅將平臺上的結果作為參考，申請者貸款能否通過還是要看銀行自己的風控系統。據介紹，該平臺由第三方技術公司搭建。由于資金有限，選擇第三方公司時，放棄了業內頂尖但報價數千萬元的公司，該平臺搭建最終交由一家缺乏金融科技經驗但報價只要數百萬元的公司。
更有甚者，一些地方的金融部門為了讓自己主導的線上平臺數據好看，直接注水。一位西部地區銀行普惠金融部門的負責人和中部地區銀行員工都告訴記者，因為上級部門所搭建的線上企業融資平臺無人問津，便要求轄內銀行將自家貸款客戶的信息人工錄入其中，以冒充主動提交融資意向的中小企業或企業主。
再回到普惠金融的主力軍銀行身上。接受記者采訪的中小銀行人士不少都表示，數字化對他們的普惠貸款業務確實帶來了不少幫助，但在風控環節仍很難脫離人工審核，更多是幫助提高了工作效率。涉及到農村業務時，大多地區的農商行還是依賴設在鄉鎮網點的業務經理往下跑。
在地廣人稀的西北地區，數字化更是難有用武之地。內蒙古阿拉善農商行一支行副行長告訴記者，他們負責的區域大部分是牧區，大多牧民居住極為分散，戶與戶之間有的都相隔數十公里。業務員拿著平板電腦下去填信息，都沒有網絡信號，數字化在這些地方基本無處可用。
大多數的中小銀行同樣受限于資金、人才、技術的不足，無法像規模龐大的大行那樣搭建上萬人的金融科技公司，僅憑自身很難實現數字化轉型。
中小銀行互聯網金融（深圳）聯盟在2023年12月發布的《中小銀行金融科技發展研究報告（2023）》（下稱《報告》）顯示，中小銀行的數字化轉型整體仍在持續提升，但速度已然放慢，一些方面如數字化的應用層面得分連續2年下降。
“長期存在的業務、技術‘兩張皮’問題，實踐中部分規模較小的中小銀行尚不能實現較好的條線聯動與業技融合，組織機制僵化保守的問題未得到有效解決，導致應用脫節或效果不佳。”《報告》中分析應用落后的原因時寫道。
劉宇在接受記者采訪的當天，S銀行剛好推出了一款打磨已久的線上信貸產品，上線短短一小時效果就超預期。采訪中，劉宇對數字化在中小銀行當下業務中所起到的作用并不樂觀，但他認為，就像普惠金融是中小銀行生存下去不可或缺的內生驅動力一樣，數字化雖然改變不了它們的今天，但決定著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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