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廣東銀結通電子支付結算有限公司（下稱“銀結通支付”）發布終止支付業務的通知。
銀結通支付指出，由于公司業務調整以及優化資源配置的需要，經充分評估，公司決定終止收單支付業務。同時，銀結通支付已根據《非銀行支付機構監督管理條例》要求向人民銀行廣東省分行申請業務終止并獲批準。
這也是近年越來越多支付機構選擇退出市場的一個縮影。據媒體報道，今年以來，至少10家支付公司牌照注銷或關閉支付業務。
數據顯示，截至7月15日，央行累計發出271張支付牌照，已注銷93家。
博通咨詢分析師王蓬博認為，這背后，一是支付行業競爭愈發激烈，市場份額向頭部機構集中的趨勢日益明顯，導致部分中小支付機構生存艱難，被迫退出市場，二是5月正式實施的《非銀行支付機構監督管理條例》對支付機構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等方面提出一系列新的監管要求，導致部分支付機構通過合并而退出市場；三是個別支付機構存在監管處罰、負面債務纏身等情況，牌照續展無法成功。
一位支付機構運營部門負責人向記者表示，目前退出市場的，主要以預付類機構與銀行卡收單類機構為主。隨著監管趨嚴與市場環境變化，這些支付機構均面臨合規成本增加、業務營收縮水等狀況，導致股東方決定“退出市場”。
在他看來，盡管互聯網支付市場同樣面臨激烈市場競爭，但由于相關支付牌照的稀缺性與較高的交易估值，相關中小支付機構即便艱難度日，也不愿輕易注銷支付牌照。
“這背后，是互聯網支付牌照不缺潛在買家，且交易價格動輒過億。”這位支付機構運營部門負責人直言。
記者多方了解到，隨著“場景+支付”生態興起，眾多具備互聯網服務、物流快遞等場景的產業資本對收購互聯網支付牌照有著較高興趣。此外，部分海外跨境支付服務商也在伺機收購境內互聯網支付牌照，作為進軍中國跨境電商支付市場的合規操作基礎。
今年初，北京邦業保險公估有限公司在北京金融資產交易所公開轉讓邦付寶支付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權，掛牌價格達到4.38億元人民幣。
2014年，邦付寶獲得互聯網支付、移動電話支付牌照，業務范圍覆蓋全國，2019年邦付寶成功續展，支付牌照有效期至2024年。
此前，中金支付90.01%股權的轉讓掛牌價格達到2.655億元，其互聯網支付業務許可證有效期達到2026年12月21日。
上述支付機構運營部門負責人認為，盡管互聯網支付牌照不缺潛在買家，但這類支付牌照轉讓的難度依然不小。畢竟動輒過億的轉讓價格，足以嚇退不少求購者。
在業內人士看來，前些年被迫退出市場的支付機構，主要以預付類機構為主。
數據顯示，2018年~2023年期間，支付牌照注銷數量分別為9張、1張、4張、9張、23張、15張。其中，預付卡類業務機構占比逾八成。其中，2018年注銷的9張支付機構牌照，均是預付卡發行與受理牌照。
王蓬博認為，移動互聯網驅動O2O模式興起、加之移動支付崛起與增值服務多樣化，導致預付卡牌照持續失去業務優勢，令預付卡機構不但無法通過商戶營銷與卡費賺錢，還面臨備付金規模急劇降低的運營窘境。
此外，監管趨嚴令預付卡的“禮品”功能驟降，導致市場不再看好預付卡發展前景，不愿收購預付卡牌照，迫使預付卡機構只能注銷支付牌照“退出市場。”
記者獲悉，近年來央行不斷撤銷不符合準入條件、業務量低的支付機構牌照，其中大部分是預付卡機構。但今年以來，多家支付機構之所以陸續退出市場，主要原因變成“機構合并”。
記者不完全統計發現，今年以來被注銷支付牌照的機構包括深圳市銀聯金融網絡有限公司、深圳市深銀聯易辦事金融服務有限公司、銀視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廣州銀聯網絡支付有限公司、平安付科技服務有限公司、北京數字王府井(600859)科技有限公司、武漢市金源信企業服務信息系統有限公司、北京銀聯商務等。
其中，多家支付機構都因為機構合并而注銷支付牌照。比如平安付電子支付有限公司合并平安付科技服務有限公司，平安旗下支付牌照由兩張合并為一張；北京數字王府井科技有限公司由北京理房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合并，在合并后，北京理房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的《支付業務許可證》業務類型相應增加銀行卡收單（北京市）、預付卡受理（北京市）。
此外，北京銀聯商務有限公司的支付牌照被注銷，也因機構合并所致。
究其原因，是今年5月正式施行的《非銀行支付機構監督管理條例》要求，同一股東不得直接或者間接持有兩個及以上同一業務類型的非銀行支付機構10%以上股權或者表決權，同一實際控制人不得控制兩個及以上同一業務類型的非銀行支付機構，國家另有規定的除外。
上述支付機構運營部門負責人告訴記者，除此之外，今年陸續退出市場的支付機構包括銀行卡收單機構，比如銀結通支付。
究其原因，銀行卡收單業務正面臨日益嚴格的監管，一是缺乏業務場景與業務量的銀行卡收單機構難以獲得相關部門的支付牌照續展，二是部分銀行卡收單機構的合規運營成本持續增加，但業務收入持續縮水，導致其股東方打起“退堂鼓”。
記者多方了解到，近年央行對銀行卡收單業務違規行為采取日益嚴格的監管舉措，眾多相關支付機構因違反商戶或賬戶管理規定、違反清算管理規定、未按規定履行客戶身份識別義務、未按規定保存客戶身份資料和交易記錄、未按規定報送大額交易報告或者可疑交易報告、與身份不明的客戶進行交易或者為客戶開立匿名賬戶、違反消費者金融信息保護管理規定等原因遭遇處罰。
多位業內人士指出，當前銀聯與銀行在銀行卡收單領域占據較大的市場地位，隨著銀行與大型支付機構不斷進行市場下沉獲取更大的市場份額，未來收單行業競爭將進一步激烈，能“立足”的第三方支付收單機構數量將進一步減少。
盡管互聯網支付市場競爭同樣激烈，但眾多持有互聯網支付牌照的中小機構仍在努力維持生計。
前述支付機構運營部門負責人告訴記者，面對大型互聯網支付機構持續“開疆拓土”，他們近年一直在“夾縫中求生存”。
“前些年，我們一直在努力布局場景+支付生態建設，但收效不大。”他告訴記者。起初他們著手自建消費場景，但通過一段時間摸索實踐，發現自建的消費場景流量有限，難以支撐支付業務收入增長；且自建場景的投入較大，很難實現良好的經濟效應。此后，他們嘗試與外部第三方消費場景開展合作，但在合作過程中，如何做好客戶數據信息保護、如何識別外部消費場景的資金流向與業務規則“合規性”，成為他們面臨的挑戰。
“事實上，外部第三方消費場景也引入大型互聯網支付機構作為合作方，導致他們向我們提供的導流效果未必能達到我們預期。”這位支付機構運營部門負責人坦言。目前，他所在的支付機構主要依靠股東方的業務場景勉強維持日常運營。
記者了解到，近年多家中小支付機構轉而尋求“支付+SaaS”突圍，但隨著更多支付機構紛紛入場，導致這個領域競爭趨于白熱化，令中小支付機構投入產出比同樣難以達到預期效果。
在這位支付機構運營部門負責人看來，當前他們之所以維持運營，一個重要原因是互聯網支付牌照稀缺性令其交易估值不菲，股東方需要維持支付機構的正常運營，從而等待時機賣出這張互聯網支付牌照實現可觀的回報。
記者多方了解到，目前互聯網支付牌照不缺潛在買家。
近年，具備互聯網服務、物流等業務場景的產業資本一直致力于收購互聯網支付牌照，從而實現“場景+支付”生態。此外，海外跨境支付機構也著手收購境內互聯網支付牌照，作為他們進軍中國跨境電商支付服務市場的合規操作基礎。
去年年中，廣西恒大萬通支付有限公司獲批更名為中通支付有限公司，這背后，是中通快遞通過全資收購的方式，正式獲得一張互聯網支付牌照。
在快遞行業，現金流與信息流關乎每家快遞企業的核心競爭力。由于相關支付業務涉及快遞各類業務資金往來與數據交換，形成全流程的資金流與信息流運轉閉環，對快遞企業提升業務核心競爭力意義重大。這是前些年順豐快遞、圓通快遞等大型快遞物流企業爭相布局支付業務的一大原因。
記者多方了解到，近年大型快遞公司之所以紛紛收購互聯網支付牌照，還有著三大考慮：一是大幅壓縮第三方支付通道的高昂成本。具體而言，當快遞公司選擇第三方支付機構進行商家結算時，后者一般會對商家收取千分之六至千分之十的服務費，即支付通道費；且交易量越高，收取的服務費相應越多。在這種情況下，高昂的通道成本，對擁有龐大用戶基礎、線下網點高覆蓋率的快遞企業而言變成一項顯性財務負擔。若快遞企業擁有自己的支付牌照，就能顯著降低商戶服務費，進而提升商戶黏性；
二是向用戶、網點提供更安全便捷的支付解決方案。由于快遞行業連接著龐大C端用戶與B端加盟商，每天都會產生大量支付行為，涉及復雜的對賬、資金劃轉、信息流與資金流一一匹配等問題，若快遞公司擁有資金的支付牌照，就能根據不同業務場景需要與加盟商差異化需求，制定相應的支付解決方案，從而令相關工作變得更高效便捷；
三是打造“快遞物流+支付”業務生態，拓展新的業務增長空間。
此外，在《非銀行支付機構監督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面世后，海外跨境支付機構對收購境內互聯網支付牌照的興趣開始增加。
一位外資跨境電商支付服務機構人士告訴記者，此前他們與總部就收購境內互聯網支付牌照開展深入溝通。原因是《條例》規定的“先證后照”管理模式，令海外跨境支付服務商在中國境內拓展跨境電商支付業務，也需持牌經營。
去年3月，空中云匯完成對廣州商物通網絡科技有限公司的100%股權收購。由于商物通持有可全國展業的互聯網支付牌照，空中云匯通過此次收購獲得在中國內地的互聯網支付業務許可。
但是，盡管潛在買家不少，但互聯網支付牌照能否順利轉讓，仍面臨諸多波折。
上述支付機構運營部門負責人告訴記者，潛在買家對支付機構的盡職調查相當嚴格，包括支付機構以往是否具備合規經營能力，以及支付機構股東方是否隱藏潛在債務問題或其他違規行為等，因為這是潛在買家評估互聯網支付牌照轉讓能否順利通過相關部門批復的重要依據。
不過，目前互聯網支付牌照轉讓過程的最大挑戰，仍是價格博弈。動輒過億的互聯網支付牌照，對潛在買家無疑是不小的資本開支。
他表示，相比境內產業資本，部分互聯網支付機構股東方似乎傾向將支付牌照轉讓給境外跨境支付服務商，因為他們認為后者對進軍中國跨境電商支付市場的迫切性更強，以便他們在價格磋商環節有機會占據更高的話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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