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新聞發布會上公布了新的民間借貸利率司法保護上限，抹去了以24%和36%為基準的兩線三區，大幅降低至新的利率紅線——“4倍LPR”。

為此，行業引發了熱烈討論，大量從業者的應激反應堪稱哀鴻遍野。

但在對新修訂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下稱《規定》）進行冷靜、客觀、理性的深入理解之前，以及等待金融監管部門做出進一步指示之前，任何簡單粗暴的行業唱衰和“扣帽子”，都是沒必要的。

由于這份《規定》不直接針對金融機構，所以在金融監管部門針對利率紅線進一步明確之前，不妨靜觀其變，先讓子彈飛一會兒。

我們先來看看這份《規定》中透露了哪些大方向上的信號。

“4倍LPR”利率紅線到底限制了誰？

8月21日，某大型股份制銀行信用卡中心就在內部下發通知，為了避免客戶因《規定》中4倍LPR的新規投訴，要求各分中心做好與客戶、當地法院及監管的溝通，以及對合作機構的宣導，稱《規定》約束民間借貸機構，而該行信用卡收費仍然按照該行信用卡領用合約的收費標準執行。?

關于金融機構受不受影響，還有幾處不明確的關鍵點：

第一，《規定》“4倍LPR”的利率紅線看似針對民間借貸，是否同樣對金融機構產生影響？

這次《規定》第一條就明確了，“經金融監管部門批準設立的從事貸款業務的金融機構及其分支機構，因發放貸款等相關金融業務引發的糾紛，不適用本規定”，看起來金融機構不應該受到《規定》的影響。

現實中，除了民間借貸平臺，實際上小貸、融資租賃、消費金融、甚至銀行機構往往很難對民間借貸利率司法保護上限視而不見，一如過去以24%和36%為基準的"兩線三區"所帶來的影響。

“這在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頒布的《關于進一步加強金融審判工作的若干意見》（下稱《金融審判意見》）以及近期的各相關判例中都可以得到印證。”一位農商行業務人士提出，《金融審判意見》中規定，金融借款合同的借款人以貸款人同時主張的利息、復利、罰息、違約金和其他費用過高，顯著背離實際損失為由, 請求對總計超過年利率24%的部分予以調減的，應予支持，以有效降低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

“參考這個邏輯，雖然司法允許金融機構的利率上限高于4倍LPR，但在現實條件下，實體機構提出減免，法院也會支持。”

可見至少在司法實踐層面，金融機構會受到影響。而在業務實踐上，則要看金融監管。當然，這里最有點尷尬的是小貸公司，對于小貸到底算不算金融機構，一直沒個具體定論，但過往判例中常常被判定為“民間借貸”范疇。

第二，不超過4倍LPR紅線的年化利率該用什么計算口徑？

由于《規定》中提利率上限時提到過一句“以最初借款本金為基數”，很多從業者認為應用典型APR算法的年化利率去對比是否超過4倍LPR。

只是，金融監管部門對年化利率的算法口徑早就明確成IRR了，而在法院過往判例中，其實支持兩種口徑的例子都有過。

“如果以IRR計算的4倍LPR用來監管金融機構，銀行信用卡部門、民營銀行、消金公司都活不好，所以后面應該有釋緩方式。”某持牌消費金融公司副總經理分析，對此金融監管部門應該會提出更明確的指導方向和細則。

所以，關鍵的還是看接下來金融監管部門如何設定IRR口徑下的這一閥值。

一次“好的危機”

由于利率紅線大幅下調后，用最新的LPR數據算來才15.4%，有業內人士認為絕大多數互金、消金從業機構都會陷入收益無法覆蓋成本的境地。

但也有人認為這是一次“好的危機”。

其實大家忽略了《規定》中的幾個細節。

第一，《規定》所說“貸款人主張的費用”會受到最高4倍LPR的約束，即便金融機構將來參考這個標準，也只針對放貸機構的收費項目。根據不久前銀保監會發布的《商業銀行互聯網貸款管理暫行辦法》，有資質的保險公司和擔保公司向客戶另外收費，還是被允許的。

二者并不沖突，還能共同促進貸款行業各類服務機構分工合作環節的費用透明化和標準化，若能如此，金融機構的成本壓力會小一些。

其實金融機構所涉及的訴訟業務量在整體業務中占比較小。如果金融監管部門又能對金融機構的業務開展保留一定的市場化利率空間，那么金融機構在司法層面因利率限制受到影響，就小很多了。

“如果客戶違約，金融機構起訴要求追回本息，能拿回本金就謝天謝地，還能確認最高4倍LPR的總息費包，對于追溯反而是利好。”一家北方地區消費金融公司人士周逸坦言，“放貸之前，出借平臺是甲方，借錢后就啥也不是了。法院這次保護4倍LPR的定價，對民間借貸平臺來說并不是壞事。”

比如，對于已經“名不正言不順”的大量P2P平臺累積的不良資產問題來說，這樣的規定其實是有助于打擊逃廢債的。

退一萬步講，如果金融機構在開展業務的過程中也要參照這一嚴格的標準，也是限制放貸機構的收費在4倍LPR之內，那大家的確要有告別過去高額利潤的心理準備了。

這樣的定價的確考驗持牌機構的實力，但金融機構在各自能力范圍內“克制授信”，也不是沒有生意可做。積極的方向來看，貸款行業第三方服務機構如助貸、融擔、保險未來如果都收取透明的、市場化的服務費，或許能減少套路貸、暴力催收等社會問題的發生，也少給反催收組織留空子鉆。

《規定》敲醒消費金融：不要陷入「竭澤而漁」的怪圈

有人斷言，普惠金融的“普”已經結束了，未來只能做“惠”。

新流財經了解到，《規定》下發當天，很多銀行信用卡中心、消費金融公司等金融機構也在積極評估新的利率紅線的影響，開會商討應對政策，“清點糧倉”梳理真實的客戶定價結構。但大家態度一致：在金融監管部門作出具體指示之前，都不會草率行事去調整利率或者變動業務。

在找出對策之前，我們先看根本原因，《規定》為什么會影響消費金融行業？

2015年至今，消金行業規模連續高速增長，盡管市場已經由藍變紅，每一家機構還是只負責自身業務的持續增長。共債問題變得越來越突出，加上經濟下行，每年都有呈指數級增長、數以百萬計的借貸案件涌入法院，但判決書只能解決一部分還款意愿問題，解決不了借貸矛盾的根本問題——過度授信。

香港慢牛投資公司董事長張化橋在對他的書評《 中國的金融深化走過了頭》中提到了消費性貸款的“克制”理念：標準的金融壓抑和“過度的”金融深化在中國已經并存，而且很可能長期并存。

“在絕大多數情況下，窮人用那么高的利息（比如年化20%以上）借來的錢滿足消費欲望，是不是在貧困的陷阱中越陷越深呢？最終的結局是大面積違約，既傷害了借錢人，也傷害了放貸者。”

“我們經常說，大數據、云計算服務了長尾客群，可是最后卻造成了不好的社會影響。技術是沒問題的，說到底還是使用技術的人出了問題，利用大數法則，將貸款放給了不該獲得貸款的人，除了用高息覆蓋風險或者暴力催收還能怎么辦呢？”某銀行機構負責互金業務的人士方青指出了他認知的行業矛盾。

而今信貸行業的真實矛盾的確是，一方面，有些好客戶沒有得到合理的金融服務，有些不合理的需求卻被過度滿足了。問題的根本，可能就是在于過去消費金融“普”得太不科學，太粗放了。

從種種跡象看來，民間利率紅線的下降，是由上至下的大趨勢。所以冷靜下來思考如何理解和應對這一趨勢，才是有用的。

“未來消費金融不會無限制下沉，因為依托高收益覆蓋高風險的模式行不通了。”周逸感慨，消費金融收費這么高，其實一直是好客戶替壞客戶背成本，但這個時代要結束了。

“消費金融的客群定位需要調整，壓低盲目消費。未來20%以內的小額，短期貸款市場還是很大的。畢竟每個人都有臨時應急的時候，只是不暴利了。”他看好30歲以下、借款額度8000元以內的消費貸市場，以及10萬以上的大額周轉貸款服務市場。

他相信，消費金融或者信用卡服務的年化利率即使降到15%，依舊算金融行業里利潤率是很可觀的業務。

可以預見，消費金融機構在短期內一定會有所影響，但從大的經濟環境復蘇、行業秩序上考慮，仍然是利好實力玩家和持牌機構的。

消費金融的“暴利”時代本就注定是曇花一現。那些吃著高收益覆蓋高風險的“大鍋飯”、把每個人都當成放貸指標去營銷的玩家，恰恰陷入了竭澤而漁的怪圈。

“不能簡單以需求端的合理、合法，來反推供給端必然合理、合法。更何況，并不是任何需求都應該得到滿足。銀保監常常讓銀行‘了解你的客戶’，那么給一些人發放了他們處于沖動或者非理性狀態下申請的借款，本身就是不了解客戶的表現。”方青同樣也談到克制授信對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

結合今年疫情影響的特殊情況，《規定》其實也是讓金融機構給有需要的優質客戶適當讓利，這對扶持小微發展、促進經濟復蘇有著重要的意義。而大量穩定的工作機會，才是讓低收入群體脫離貧困、讓消費金融這項生意得以從惡性循環中解脫的根本。

借貸行業的歷史問題可能是造成監管趨嚴的重要原因，但不可能永無止境、不留余地地消解金融牌照的價值——否則就沒有必要發牌照了，所以消費金融從業機構不用感到絕望，只是必須要接受暴利時代的一去不返。

現在，我們不妨靜觀其變，先讓子彈多飛一會兒。

是否矯枉過正？

業內有觀點認為，這次《規定》定下4倍LPR的利率紅線堪稱“矯枉過正”，會將一部分小微用戶倒逼去地下借貸市場，更是有人戲稱“普惠金融已卒”。

方青不認為這是矯枉過正，目前中國大部分的民間金融活動，仍處于半地下階段，不會因為降低貸款利率紅線，就完全“掐死”了民間借貸行為。

“普惠金融是指為弱勢群體提供適當的、可負擔的金融服務。而消費金融的服務對象，包括所有人群，兩者不能混為一談，更不可以將消費金融的這門生意‘浪漫化’陷入自欺欺人的夢中。”方青認為，消費金融這樣的享受型貸款并不等于“普惠”。

實際上，有些人群本來就不應該靠借消費貸款生活，所以降低利率紅線也談不上讓“普惠”滅亡，真正的普惠，反而需要克制的授信和公平的利率。

“任何借貸行為都應該是一場可持續的商業行為，雙方互利互惠。”某銀行機構負責互金業務的人士方青也同意周逸的看法，“這兩天看到好多互金從業者在批評這件事，我們捫心自問，年化36%的利率，在中國要做什么生意才能還得起錢呢？”

他舉例，參考同屬于儒家文化圈的鄰國日本：在2006《出資法》和《利息限制法》修正前，日本主流小額信貸的利率都達到了年化40%，過高利率加劇借貸者違約率上升，加上利滾利計息方式，借貸成本極為沉重，行業也進入了高利率與高違約率惡性循環經營困局，同時造成了非常嚴重的社會問題。受這兩份法案的影響，2010年，日本曾經的頭號消費信貸公司武富士申請破產。但目前來看，日本的個人信貸業務并沒有因為《利息限制法》而一蹶不振。

“一個在浙江打工的小伙子，老板兩三個月才發一次工資，但房租、給家里寄生活費是一月一次，沒辦法他就去借微粒貸或京東金融周轉，發了工資就還上。”這個話題討論到最后，周逸分享了一個真實的客戶案例，“其實好多客戶就是這樣最樸實的勞動者，利率低對于他們是好事。金融本來就是資源的再分配，雖然是價高者得，如果我們能有些溫情，不好么？”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部分人名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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