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信研究宏觀深度:關稅沖擊、內需緩沖與政策應對

2025-05-23 17:39:31 明察宏觀 微信號

關稅沖擊、內需緩沖與政策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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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財信研究院 宏觀團隊

伍超明 胡文艷 李沫

核心觀點  

5月12日中美日內瓦會談后,美對中關稅大幅下調,但總體仍處于高位且后續存在上調風險,將對國內出口、就業、經濟增長產生較大沖擊。美國關稅對我國經濟影響幾何?國內兩大內需能否完全緩沖?政策是否還需加力?

一、關稅沖擊:或導致GDP下降0. 6-1.4個百分點。出口方面,關稅生效后,預計導致中對美出口萎縮4-8成,拖累我國出口下降6-12%;對于2025年全年出口增速,預計在-2.9%至1.4%區間,中樞水平在0附近。就業方面,中對美出口的下降不可避免會對我國就業市場造成直接沖擊,預計導致2025年就業減少約450萬人。經濟增長方面,基于投入產出法和貿易逆差法,預計影響2025年GDP下降0. 6-1.4個百分點。

二、內需緩沖:樂觀情形下能對沖約1個百分點的增長缺口。投資方面,預計政策托舉有望基本對沖外部需求下降的影響,其對GDP的拉動或保持穩定。其中,制造業投資直接面臨關稅沖擊,2025年增速預計回落2.0-3.5個百分點;房地產投資降幅有望小幅收窄2個百分點左右;基建投資(廣義)受益于政策有力托舉,預計增速能提高至11.2%左右,使投資增速整體保持穩定。消費方面,政府消費或為主要對沖力量,預計整體拉動GDP提高1個百分點左右。其中,政府消費受益于逆周期政策加力和政策著力點轉向消費,今年增速有望提高至6%左右;居民消費受服務業吸納就業能力減弱、制造業就業面臨關稅沖擊和居民行為趨于謹慎等因素影響,消費能力與意愿均受限,增速或小幅放緩。

三、政策應對:建議增加萬億財政儲備政策、發揮股市樓市財富效應、加快服務業供給側改革。基于前兩部分的測算結果,預計2025年國內經濟可能仍存在0.4個百分點以上的增長缺口,需約8000億元的財政增量資金予以對沖,這是其一。其二是應進一步加大力度穩股市樓市,充分發揮其財富效應。在當前形勢下,雖然暢通國內大循環無法長期依賴股市樓市財富效應,但在預期難以扭轉且需求不足背景下,不充分發揮股市樓市財富效應國內大循環很難暢通起來。股市樓市財富效應是激活“收入增長—消費需求增加—物價回升—企業利潤提高—經濟增長—收入增長”這一循環的有效手段,同時也是打破經濟面臨的“擴大消費需求需要有收入、增加收入需要經濟增長、經濟增長需要需求增加”這種類似“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無解循環的重要突破口。其三是服務消費占比高,但供給嚴重不足,需放寬市場準入釋放巨大潛能。

 


 

正文

 

5月12日中美日內瓦會談后,美對中關稅大幅下調,但總體仍處于高位且后續存在上調風險,將對國內出口、就業、經濟增長產生較大沖擊。美國關稅對我國經濟影響幾何?國內兩大內需能否完全緩沖?政策是否還需加力?本文對上述問題進行分析判斷。

一、關稅沖擊:或導致GDP下降0. 6-1.4個百分點

2025年美國對全球發起貿易戰,其對我國加征關稅稅率一度飆升至145%(20%芬太尼關稅+34%對等關稅+91%報復性關稅)的極端水平。5月12日中美發布日內瓦經貿會談聯合聲明,雙方達成階段性共識,決定取消91%的報復性關稅,并暫緩實施24%的對等關稅90天,即7月9日之前階段性按照加征30%的關稅稅率執行(見圖1)。

從此次中美會談和美英談判結果看,本輪貿易戰仍有三大核心關鍵未發生改變:其一,特朗普政府秉持“美國優先”理念,推動制造業回流、重塑全球經濟格局與秩序的目標始終未變;其二,本輪關稅戰“美國力圖阻止其他大國超越自身,其他大國則強力維護本國發展權利”這一難以調和的矛盾持續存在;其三,全球高關稅長期化的趨勢未變,包括美國對全球普加10%以上的基準關稅以及對特定領域征收更高關稅。根據美國耶魯大學預算實驗室5月12日最新測算,即使考慮了貿易轉移效應,美國平均關稅稅率也將提升至16.4%,創下1937年以來新高。

因此,預計外部環境急劇變化的不確定性依然存在,國際經貿秩序劇烈調整的風險難消,將對國內出口、就業、經濟增長產生較大沖擊。

(一)出口:預計中對美出口萎縮4-8成,2025年出口增長0%左右

基于中美日內瓦談判雙方關稅的調整,我們綜合前期研究方法和國際權威機構測算結果,評估美國關稅政策對國內出口的影響。

1)前期研究更新:預計中國對美出口萎縮4-8成,影響國內出口下降6-12%,全年增速在0%左右。

根據中美日內瓦協議,在關稅生效后的90天內(4.9-7.9),美對華關稅階段性按照30%執行;90天后美對華關稅的可能演進路徑,我們設置三種情景:情景一為24%關稅永久取消,美對華加征關稅維持在30%;情景二為24%關稅僅保留10%,美對華加征關稅提高至40%;情景三為24%關稅全部恢復,美對華加征關稅提高至54%。在上述三種情景下,假設美國對全球加征10%-15%的關稅,根據深度報告《美對中貿易戰:性質、影響、政策與資產配置》中的測算方法,可估算出美國關稅政策將導致4-12月中國對美出口分別下降4-6成、5-7成、6-8成,對應影響同期出口增速分別下降6%-9%、7%-10%、8%-12%(見表1)。

對于2025年出口的整體影響,考慮到2025年1-4月我國出口實際增長6.4%,并假設4-12月份我國對非美國家出口增速維持在2024年水平,可估算出上述三種情景下,2025年我國出口增速將分別處于-0.4%至1.4%、-1.4%至0.7%、-2.9%至-0.2%的區間,整體而言,出口仍面臨一定負增長風險(見表1)。

2)美國耶魯大學預算實驗室(TBL):預計中國對美出口萎縮近6-8成,整體出口下降8.4%-11.5%左右。耶魯大學的測算結果公布了我國在貿易轉移前后的美國進口份額變化,根據這一份額變化,能夠推算出我國對美出口的下降幅度。若將中美日內瓦談判前后的測算結果分別視為影響的上限和下限,可以估算出中國對美出口下降幅度在54.9%-80.6%(見表2),對應中國整體出口下降8.4%-11.5%。

(二)就業:預計導致2025年就業減少約450萬人

據商務部 2022 年的公開資料顯示,外貿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 “三駕馬車” 之一,所帶動的就業人數高達 1.8 億人,占全國就業總人數的比重逾兩成,是左右國內就業基本盤的重要力量。特朗普政府發起的本輪全球關稅戰,短期內難以避免將對我國外貿和就業市場造成直接沖擊。我們基于上文對出口影響的測算結果,以及商務部課題測算出的出口對就業的拉動強度,得到關稅沖擊將導致2025年我國就業減少450萬人左右,具體看:

特朗普關稅對就業的影響主要基于兩個關鍵指標:中對美出口下降規模和單位出口對就業的拉動強度。1)根據上文的測算,關稅沖擊將導致中國對美出口下降4-8成,但考慮到2025年1-4月份中對美出口實際只下降2.2%,可測算出2025年全年中對美出口或下降3-6成,相應導致對美出口額減少1500-3100億美元。2)對于單位出口對就業的拉動強度,商務部《全球價值鏈與中國貿易增加值核算研究報告》對全國和分國別層面均進行了測算。結果顯示,2018年我國每百萬美元對美出口拉動的就業人數約為39.3人次,且從2013-2018年全國層面該指標平均每年降低1.26人次,如果按照這一變化線性外推,可估算出2025年對美出口的就業拉動強度在30.5人次/百萬美元左右。綜合兩部分結果,可得到2025年美國關稅政策將導致國內就業減少460-950萬人左右,中樞水平約700萬人(見表3)。 

但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測算未將貿易轉移效應納入考量。貿易轉移效應可能會使中國對其他國家(除美國外)的出口有所增加,進而對沖部分就業下降的影響。參考2018-19年貿易戰的經驗,通過貿易轉移效應可對沖約3-4成的出口降幅。因此,綜合來看,2025年我國實際面臨的就業沖擊將會小于測算結果,預計拖累就業減少450萬人左右。

(三)GDP:預計影響2025年GDP下降0. 6-1.4個百分點

對GDP影響部分,繼續采用深度報告《美對中貿易戰:性質、影響、政策與資產配置》中的兩種測算方法,并基于上文對出口影響的測算結果進行更新。

1)投入產出法:預計拖累國內GDP增速下降1.0百分點左右。根據2020投入產出表測算,中國出口需求每下降1%,將導致GDP增速下降0.14個百分點。在國內出口下降6-12%的情況下,預計關稅政策將拖累國內GDP增速下降0.8-1.7%。由于這一影響4月起才顯現,預計美國關稅將拖累2025年國內GDP增速下降0.6-1.3個百分點。 

2)貿易逆差法:預計導致國內GDP下降0.7%-1.4%。該方法分為兩步:第一步,假設中美貿易逆差收窄幅度與我國對美出口收窄幅度相同,即在4-8成左右,將直接影響國內GDP增速下降0.8-1.5%。第二步,美國對全球普加10-15%的關稅將導致我國GDP增速額外下滑0.1-0.4%左右。具體測算過程見深度報告《美對中貿易戰:性質、影響、政策與資產配置》。綜合上述結果,預計美國關稅政策將拖累國內GDP增速下滑0.9-1.9個百分點左右,按照影響三個季度計算,將拖累2025年GDP增速下降0.7-1.4個百分點。

二、內需緩沖:樂觀情形下能對沖約1個百分點的增長缺口

上文分析顯示,2025年出口對國內GDP的拉動作用將下降0.6-1.4個百分點。為了實現政府工作報告設定的5%左右的經濟增長預期目標,需要以內需增長的確定性予以對沖。下面我們基于當前政策力度對2025年投資和消費兩大內需走勢進行判斷,以評估內需可能的緩沖力度。

(一)投資:政策托舉對沖需求下降,整體有望穩定運行

疫后國內投資數據呈現出“整體穩定運行、但內部結構發生顯著變化”的特征。在2020-24年期間,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總體保持相對穩定,但房地產、制造業、基建投資增速明顯分化。具體而言,房地產投資增速由2019年的9.9%急劇下滑,疫后5年平均增速降至-4.1%,同期制造業和基建投資起到有力的對沖作用,兩者增速分別由3.1%、3.3%躍升至7.1%、6.4%(見圖2),達到疫情前(2019年)的兩倍多和近乎兩倍的水平。

展望2025年,疫后五年累積的高基數,無疑會對制造業和基建投資繼續維持高增長形成一定制約;同時外部特朗普關稅沖擊帶來的出口下行壓力也會作用于投資領域,投資增速能否繼續穩定增長成為當下亟待剖析的關鍵問題。下面我們圍繞這個問題對2025年投資走勢進行分析預判。

1、制造業投資:直接面臨關稅沖擊,2025年增速或下滑2.0-3.5%

在三大投資領域中,制造業投資因與出口貿易聯系緊密,受關稅沖擊的影響最為直接且顯著,而房地產投資主要受國內供需關系影響,基建投資則由政府主導,兩者受關稅影響相對較小。本部分重點分析關稅政策對制造業投資的影響。

首先,預計特朗普關稅沖擊將通過降低出口需求和加劇產能過剩兩條路徑,對制造業投資形成拖累。一方面,根據2020年投入產出表,出口需求對我國制造業總產出的貢獻度接近30%(見圖3),是制造業的重要需求來源。關稅政策將直接導致出口訂單減少,通過“出口收縮→生產下降→投資放緩”的傳導鏈條,對制造業投資形成首輪直接沖擊。另一方面,制造業投資反映企業未來生產能力,規模以上制造業增加值則體現當下生產情況,兩者相對變化代表著制造業的產能利用情況。疫情前的2015-2019年,制造業規上增加值增速略高于投資增速,表明產能利用率處于合理區間;疫情后的2020-2024年,制造業投資增速大幅高于規上增加值增速,意味著產能過剩問題不斷累積(見圖4)。預計關稅沖擊會進一步壓降企業開工率,形成“出口減少→產能閑置→不敢投資”的負反饋循環。

其次,預計關稅沖擊拖累2025年制造業投資增速回落2.0-3.5個百分點。為全面評估關稅政策對制造業投資的影響,此處采用投入產出表分析與歷史數據回歸分析兩種方法進行量化測算。從投入產出表看,出口需求帶動了約28.5%的制造業總產出,在出口需求減少6%-12%的情況下,將拖累制造業投資增速下降1.7-3.5個百分點。由于關稅政策二季度起才生效,預計其將影響2025年制造業投資增速下降1.3-2.6個百分點。從歷史數據回歸看,2005年以來制造業投資增速對出口增速的回歸系數約為0.49,這表明出口增速每變動1%,制造業投資將同向變動0.49個百分點。基于此,預計出口增速下降將導致2025年制造業投資增速下降2.2-4.5個百分點(見圖5)。綜合看,在中性情況下,關稅政策將導致2025年制造業投資增速下降2.0-3.5個百分點。

2、投資增速保持穩定:2025年(廣義)基建投資需提高至11.2%左右

在出口需求下降和制造業投資承壓的雙重挑戰下,2025年實現5%增長目標的難度加大。作為逆周期調節的關鍵抓手,投資端需發揮有效托底作用,至少不能對經濟增長形成拖累。因此,2025年宏觀政策對制造業、房地產、基建三大類投資均有相應的托舉措施。對于制造業投資,“兩新”政策加力擴圍、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支撐作用明顯;對于房地產投資,一攬子穩樓市政策陸續出臺,旨在推動市場止跌回穩;對于基建投資,通過新增專項債、政策性金融工具等多元化工具予以支持,是財政逆周期調節的重要抓手。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制造業投資面臨外部關稅沖擊,房地產市場仍處于深度調整周期,基建投資成為2025年穩定投資的關鍵力量。

經測算,2025年基建投資增速(廣義,下同)需提升2.0個百分點至11.2%,才能確保整體投資增速維持穩定;2024年制造業投資(33.3%)、房地產投資(19.5%)、基建投資(26.9%)的占比結構,在2025年制造業投資增速下降2.0-3.5%、房地產投資降幅收窄約2個百分點的假設下,兩者將分別影響整體投資增速回落0.7-1.2個百分點和提高0.4個百分點,綜合影響約為-0.3至-0.8個百分點左右。為對沖這一負向缺口,2025年(廣義)基建增速需提高1.0-2.9個百分點,達到10.2-12.1%的增速水平(見表4),才能確保整體投資增速保持穩定增長態勢。

3、2025年基建投資有望達到11.2%左右,投資對經濟的拉動變化不大

一是基建投資回升的必要性提升;仡櫄v史,在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2007-2009年美國次貸危機、2011-2016年歐債危機以及2018-2019年中美貿易摩擦期間,我國出口增速均因外部沖擊大幅回落,而同期基建投資增速則普遍回升,有效發揮了對沖作用(見圖6)。雖然2018-2019年基建投資的對沖作用相對較弱,但鑒于本輪外部沖擊的不利影響更為嚴重,且國內需求恢復基礎尚不穩固,基建逆周期調節的必要性已顯著上升。此時政府需更好發揮“有形之手”作用,適度加快基建投資進度,直接拉動需求的同時,激活需求擴張新循環,增強內需增長穩定性,有效對沖外部風險。

二是基建投資增速回升有條件、有空間。主要體現在地方政府積極性和財政政策發力空間上。其一,2025年地方政府投資建設積極性顯著提升,且未來有望延續。如2025年1-4月份,地方政府主導的公共設施、燃氣生產、水生產以及道路運輸等細項基建行業投資增速較2024年增速均有所回升(見圖7)。預計隨著地方化債工作持續推進以及擴大有效投資政策落地,制約地方政府積極性的債務和項目不足壓力有望迎來緩解,為其基礎設施建設積極性提供有力支撐。其二,財政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空間均較為充足,基建投資資金來源有保障。存量政策方面,截止4月底,部分用于基建的一般國債、超長期特別國債、新增專項債、新增一般債合計發行約3萬億元,占全年額度的27%左右,4-12月份還有約8.3萬億元的新增政府債券待發行(見圖8)。增量政策空間方面,一方面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數據,截至2024年三季度末,我國中央政府杠桿率僅有25.1%,低于全球主要經濟體平均水平較多(見圖9),中央財政加杠桿空間充足。另一方面,4月政治局會議也提出“根據形勢變化及時推出增量儲備政策”,若外部沖擊超預期或國內經濟恢復不及預期,財政加力的概率較高,為基建投資提供資金保障。

綜合以上分析,制造業投資受外部關稅沖擊影響,增速預計回落2.0-3.5個百分點;房地產投資降幅有望小幅收窄2個百分點左右,但整體仍難改負增長態勢;而基建投資在政策有力托舉下,有望成為穩投資的關鍵力量,預計增速能達到11.2%左右。總體而言,樂觀情況下,整體投資增速有望繼續保持穩定增長態勢,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變化不大。

(二)消費:政府消費或為主要對沖力量,整體拉動GDP提高約1% 

在新冠疫情沖擊、房地產調整與物價低位運行等多重因素的交織作用下,疫后消費對GDP的拉動作用明顯減弱,從2018-2019年年均拉動GDP增長4%降至2020-2024年的2.7%(見圖10)。但面對當前外部環境惡化(特朗普政府關稅政策加劇出口壓力)與內部轉型陣痛(經濟轉型升級期間投資增速承壓)的雙重制約,擴大消費成為短期穩增長與中長期調結構的必然選擇。

根據我國支出法GDP的核算分類,最終消費支出可分為居民消費支出和政府消費支出兩大部分,其中前者占比約7成,后者占比為3成左右。展望2025年,受益于政策的有力托舉,政府消費的對沖作用有望明顯強化,居民消費則依舊面臨“就業-收入-消費”不暢的制約,預計整體消費對GDP的拉動將提高1個百分點左右。

1、政府消費:或為主要對沖力量,預計拉動名義GDP較去年提高約1.2個百分點

政府消費支出是政府部門為提供公共服務或以低價向居民提供貨物和服務所形成的凈支出,是財政支出的重要組成部分,主要包括醫療衛生、教育、社會保障等民生領域支出,以及國家安全和國防等支出。從歷史經驗來看,在經濟下行期,政府消費通常都會發揮重要的托底對沖作用,如1997-19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2015-2016年國內經濟疲弱期以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以來,政府消費增速多數時候均高于GDP增速(見圖11),對經濟形成一定托舉。展望2025年,考慮到內外部沖擊下,實現5%增長目標的難度明顯加大,加上經濟政策著力點更多轉向惠民生、促消費,政府消費有望成為擴消費、穩增長的關鍵力量。

從量化測算結果看,我們預計今年政府消費可拉動名義GDP較去年提高約1.2個百分點。主要分兩步測算:第一步,基于年初的財政預算安排和一季度實際的財政支出數據,我們假定2025年政府消費增速存在三種情景(見表5)。其中,悲觀情景為與2025年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目標增速一致,可增長4.4%;中性情景為與2025Q1民生相關財政支出增速一致,達到6.1%;樂觀情景為2025年增加的赤字規模全部用于政府消費,對應其增速可達到7.0%左右。第二步,在上述三種情景下,結合2024年政府消費占GDP的比重數據(根據2024年三大需求對GDP的拉動、居民消費支出增速等數據推算),可估算出2025年政府消費將分別拉動名義GDP增長0.7、1.0和1.1個百分點,較2024年分別提高0.9、1.2和1.3個百分點,平均提高1.2個百分點左右。

2、居民消費:收入與消費意愿改善受限,對GDP的拉動或小幅減弱 

居民消費主要由收入水平 (消費能力) 和邊際消費傾向(消費意愿)決定,屬于經濟運行的內生變量,具有較強的順周期特征。展望2025年,面對內部需求不足舊矛盾待解和外部關稅新沖擊來襲,預計居民消費能力與消費意愿均面臨一定壓力,居民消費改善動能或仍偏弱。

一是內外部挑戰加劇“就業-收入-消費”循環不暢,居民消費能力改善空間有限。居民消費能力主要取決于收入,就業是獲取收入的關鍵途徑,但目前國內服務業和制造業就業均面臨不小的壓力。一方面,國內需求不足導致服務業吸納就業能力已大幅減弱。受疫情沖擊、房地產市場調整、微觀主體預期轉差等多重因素疊加影響,疫后服務業就業人數已由升轉降,從2018-2019年年均增加780萬人,變為2022-2023年年均減少115萬人(見圖12)。往后看,國內物價仍在低位運行疊加特朗普關稅沖擊,企業生產經營仍面臨諸多困難,服務業就業恢復面臨較多阻礙。2025年一季度數據也顯示,除房地產業外,多數服務業細分行業GDP增速仍在下降(見圖13)。另一方面,外部關稅沖擊將進一步加劇制造業就業壓力。關稅沖擊將通過減少出口需求和打擊微觀主體投資意愿兩條路徑,顯著沖擊制造業就業,根據我們上文的測算,預計2025年我國就業人數將因關稅沖擊減少約450萬人。為緩解上述就業壓力、提振消費,今年以來中央積極開展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推出一攬子助企紓困舉措,有利于對沖部分壓力,但居民消費能力總體改善空間有限。

二是居民“多儲蓄、少消費”行為模式短期難改,消費意愿提升動力偏弱。一方面,在就業與收入壓力加劇、外部不確定性攀升的雙重壓力下,居民對未來經濟前景的預期明顯轉差。這一轉變顯著沖擊了消費者信心,降低了居民的消費意愿。另一方面,房地產等存量財富仍在持續縮水,可能會進一步加大居民“多儲蓄、少消費”行為模式長期化的風險。如歷史上,國內消費者信心指數與二手房價增速存在較為明顯的正相關關系(見圖14)。此外,日本在1990年房地產泡沫破滅后,居民現金和存款占GDP比重連續30年以上延續升勢(見圖15),也表明在房價下跌周期中,居民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更傾向于選擇儲蓄而非消費。

三是預計2025年居民消費增長3.8-4.8%,對名義GDP的拉動小幅減弱。根據公式,居民消費支出=居民可支配收入×邊際消費傾向;谏衔牡姆治,我們預計2025年名義居民可支配收入約增長4-5%,略高于同期名義經濟增長速度,但較2024年有所回落;同時假定居民邊際消費傾向,存在悲觀、基準、樂觀三種恢復情景,即疫后2020-2024年五年均值水平、與2025Q1水平基本相當以及恢復至疫情前趨勢水平,可測算出基準情景下,2025年名義消費支出約增長3.8-4.8%(見圖16),拉動名義GDP增長1.5-1.9%,較2024年的2.1%有所回落。

綜合以上分析,基準情形下,預計2025年政府消費、居民消費分別增長約6.0%、3.8-4.8%左右,兩者合計拉動名義GDP約增長2.5-2.9%,拉動實際GDP增長3.0-3.4%左右(見圖17)。對于實際GDP的拉動作用,2025年較2024年提高約1個百分點左右。如果再結合對投資的預判,今年內需對GDP的緩沖作用,在樂觀情況下預計在1個百分點左右。

三、政策應對:增加萬億財政儲備政策、發揮股市樓市財富效應、加快服務業供給側改革

綜合前兩部分的分析,雖然中美關稅有所下調,但整體水平依然偏高,且存在反復風險,預計美國關稅政策將導致國內GDP下降0.6-1.4個百分點;同時外部沖擊會通過就業、投資預期、消費信心等多渠道向內需傳導,預計投資和消費兩大內需最多能對沖1個百分點左右的增長缺口。因此,若外部沖擊影響加大,或者國內需求恢復不及預期,及時推出增量政策依然是十分必要的。兩點建議:

一是建議增加萬億規模的財政儲備政策,根據形勢變化及時靠前推出。根據上文的分析,2025年國內GDP可能仍存在0.4個百分點以上的增長缺口,在近十年財政乘數降至0.7倍(IMF測算結果)左右的情況下,對沖上述缺口需約8000億元的財政增量資金。同時,外部不確定性正從風險預期演變為實際成本,企業等微觀主體“等一等”“再多看一看”等觀望情緒可能增加,將降低政策效力和加大內需恢復難度,也需要一定增量政策予以呵護和對沖,建議增量儲備政策規模需達到萬億元甚至以上。此外,未來需密切關注中美談判變化,以及價格、房地產、服務業等關鍵內需指標的變化情況,及時靠前推出增量儲備政策,以確保經濟平穩運行。

二是充分發揮股市樓市財富效應破解國內大循環堵點,加大服務供給側改革釋放服務消費潛能。當前階段,擴內需的關鍵在消費,擴消費的關鍵在服務,擴服務的關鍵在增收和優供給,增收的關鍵短期在穩股市樓市,中長期在提高全要素生產力,優供給的關鍵在放寬市場準入,加大服務供給側改革釋放服務消費潛能。在當前形勢下,穩股市樓市具有戰略意義,不僅是賦能高質量發展的需要,也是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的迫切需要。雖然暢通國內大循環無法長期依賴股市樓市財富效應,但在預期難以扭轉且需求不足背景下,不充分發揮股市樓市財富效應國內大循環也很難暢通起來。在短期內,股市樓市財富效應是激活“收入增長—消費需求增加—物價回升—企業利潤提高—經濟增長—收入增長”這一循環的有效手段,同時也是打破經濟面臨的“擴大消費需求需要有收入、增加收入需要經濟增長、經濟增長需要需求增加”這種類似“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無解循環的重要突破口。至于服務消費,不僅在國民經濟中占比高,而且更重要的是供給嚴重不足,需求潛能釋放空間很大,當下和未來的工作重點,是切實落實好2024年出臺的《國務院關于促進服務消費高質量發展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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